公安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及实现途径——以甘肃为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社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文章结合我省实际,阐释了公安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公安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甘肃的对策。     

论和谐社会与财富伦理的建构

在当今财富涌动的社会暴露出的仇富现象,以及富人对待财富心理困境等问题,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结合我们党当前的历史任务,应当提倡建构健康的财富伦理,明确财富的价值,让富人担负起回馈社会的责任,更好地实现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法治的热望和阻滞——全球化与乡土化

在全球化的整体背景下,法律领域掀起了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热潮,本文认为:对于提出并贯彻“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加入这种全球化运动的渴望和实践是法律在这片土地上实施、运作的动力之一。然而,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造成的“乡土化”法治障碍却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一股暗流。要调和这种矛盾,焕发法律的生命力,最佳选择正是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既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为处理好全球化和乡土化的关系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试论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法治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节器,它以公平公正为价值标准,以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等活动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是法制建设的前提基础,和谐社会应是法制的社会。     

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之法理分析

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之奸淫幼女加重情节的争议由来已久，由于立法的滞后性以及因社会发展而导致的现实与法律之间冲突加剧，致使两罪之争议不得不再次成为争论之焦点。无论分歧如何解决，冲突如何避免，立法界、司法界与学术界均有着一个共同明确的目标，即最大限度的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未成年幼女这一弱势群体的健康成长。文章通过两罪相关问题辨析，分析两罪之规定的法律、司法与社会困境，并提出相关建议。     

反思中国行政法学存在的政治背景——通往中国行政法学自我意识之路

发轫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当代中国行政法学,因将自身建构在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立关系这一错误根基之上,而在面对现代行政实务时捉襟见肘。本文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类型化视角反思中国行政法学政治背景,呼吁中国行政法学应建立在一个公民权与行政权良性沟通、交流、协商的平台上。置身于此平台之上、不囿圜于"法学上之方法"的藩篱、脱身于西方现代化范式之囹圄的"和谐行政法"为中国行政法学塑造了一种自我意识,并借对中国当代行政法学价值的准确定位、深厚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一条"从中国问题出发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的路径,而结束中国行政法学历时已久的漂泊之旅,解救其于社会转型期的一场整体性危机。     

论德国宪法人格权——以一般行为自由为参照

宪法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构成德国人格权法的两大组成部分。德国宪法人格权以基本法2条1款为基础规范。基于对2条1款的不同解读,宪法人格权经历了人格核心或一般行为自由,一般人格权和一般行为自由,以及自由的平等权维度三个阶段的发展,并形成了无名基本权和有名基本权两大权利体系。     

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谐因素及其压迫性

和谐是人类的共同社会理想。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尤其钟情于"和"的概念,无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方面,都力求达到和谐境界。然而当这种理念被付诸实践,所依靠的并不是社会主体的自觉,而是一种外在的强制。     

法律的道德性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之争贯穿于整个法理学的发展,富勒认为法律是具有道德性的。哈特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是相分离的,但承认存在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场争论的最终目标还是放在如何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一落脚点上。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律的道德性必然会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启示。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律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正义精神、民本精神、人本精神、和谐精神及平等精神等与现代法律精神相契合。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要移植外来法,但更应立足本国传统文化,挖掘本土资源,并大力弘扬其精华部分,传统文化中的法律精神正是本土资源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