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游击队扎根基层社会的路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深入基层社会,并以游击战发展壮大。问题是,当时各种势力蜂拥而起,为什么最后只有中共立下足、扎下根?应该说,良好的纪律是重要原因,它培养起民众对革命的最初情感。但只有纪律是不够的,如何把情感转变为政治意识,是中共的持续努力。总体观之,中共游击队进入基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情感到组织的演变过程,最终赢得民众拥护。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仰光华侨社会

中国人移居缅甸历史悠久,尤其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华侨不断地涌入缅甸,缅甸华侨社会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仰光华侨社会的变化与19世纪缅甸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三次英缅战争（1824～1826年,1852年、1885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一时期,仰光华侨社会随着缅甸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诸如华侨的籍贯构成、经济活动、人口分布、社会组织关系等。在移民与贸易的互动作用下,这一时期仰光华侨网络逐渐形成并成为缅甸华侨网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Can Islamists be seculariz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urban Bangladesh

As in many other Muslim majority states, the Islamist part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body politic of Bangladesh. Because of their counter-hegemonic modus operandi, the question arises regarding the ability of the Islamists to cohabit democratically in a secular or a quasi-secular political system. The literature on secularization, secularism, and Islam relies on a grand narrative of the reasons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and provides us with polarized answers regarding the Islamists’ ability to accommodate the principle of secularism. However, almost all of the works have been done on the abstract, theoretical level and do not address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Muslim societies. None of the research on Islamism in Bangladesh addresses Islamist parties’ ability or in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a quasi-secular, democratic system through acclimating to secularism in the rubric of their political ideology, Islamism. This study therefore examines the grassroots-level socio-political interplays of the Islamist activists with the non-Islamists and analyzes their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accommodate secularism in order to democratically participate in a quasi-secular political system.     

从平民保护到安全治理 ——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合作

冲突中的平民保护问题已经与人权、人道主义干预、保护责任等涉及《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密切相关,是联合国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授权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之一。虽然联合国在平民保护问题上已做出相关决议,但在实践方面,其效果与预期设想还存在差距,也存在诸多困难。将“平民保护”与“安全治理”联系起来,使“平民保护”成为安全治理的一个部分,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在平民保护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与相互监督,这对提高联合国平民保护效果是非常必要的。     

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环境要素

儿童的心理发展在少年期(12-14岁)和青春前期(14-18岁)处于关键阶段, 在这一阶段打造的心理素质从个体来讲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败,从群体来讲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兴衰。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外部环境包括家庭、社会、学校以及心理教育和世界观等,其中世界观具有统摄作用。要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就要对各种客观要素进行分析,认清各要素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和谐社会政治伦理探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谐社会政治伦理构建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的同时,政治领域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不符合一般政治伦理道德的现象,严重腐蚀了国家的健康肌体。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培育和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在汲取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精华的基础上,植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谐社会政治伦理的构建,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构建以民主法治、以人为本、尚公为原则的现代政治伦理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试论和谐立法中的利益衡量

和谐社会只能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和谐立法是法治社会的立法追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迁,多元利益共生于同一场域共同争夺着稀缺的资源,面对利益冲突,现代立法的利益调控功能日显重要。和谐立法其实质是一个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的交涉过程,当代我国和谐立法中的利益衡量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     

官员公正与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要求,官员公正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因而,寻求实现官员公正对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关于和谐有序发展监狱工作的若干思考

确立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的监狱执法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加强监狱法制的系统化建设、监狱警察的职业化建设和狱政管理的科学化建设,从而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提高改造罪犯的质量。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公法回应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公法应当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和方法层面对这种变迁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