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吗——中国特色马克思文本学的个案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著作所作的篇幅巨大的笔记,表明了他晚年时期的一个新的研究动向——放弃唯物史观原有立场和《资本论》创作,转向实证科学、经验科学色彩的"人类学研究"。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中并未转向所谓"人类学研究,"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原有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哲学层次,概括、借鉴人类学家的最新科学成就,系统探索唯物史观的新研究领域——国家与文明起源理论、原始社会理论。"人类学转向说"不符合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实际状况,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严重误读的产物。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三题

在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若干争论。其中,马克思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主体是俄国社会;俄国十月革命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列宁对俄国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探索、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等,是不可否认的。因此,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东方后发展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史学的困顿——论“历史热”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可是,苏联晚期出现的全民性的"历史热",竞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这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也使许多人感到迷惘和困惑.这一事实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会产生巨大的共振和互动.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历史背景之分析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左派运动是美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矛盾聚集的结果,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经济繁荣带来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与社会现实间的鲜明对比引发了更多的反叛意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失范现象促使人们寻找解决之道;经济繁荣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使青年中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为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政治因素则为它的发生提供了政治环境、培育了政治意识.研究它,对于我们这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国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唯物辩证地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创新理论

现代西方哲学包括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派别。人本主义崇尚人的自由自觉特性,科学主义总结了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实用主义提出了一切行动的评判原则,三者结合为创新营造了积极的文化价值氛围。唯物辩证法地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创新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个性自由是对传统束缚的“破”,科学思维方式是创新模式的“立”,重视结果与效用指出了创新的方向,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在对旧文化的扬弃中,在打破与重构、对立与统一中重建了创新价值系统。     

《史记》整理平议

对古籍新整理本特别是公认的典范之作进行平议，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人们学习和开展《史记》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权威本，并被认为是古籍整理方面成绩优异的代表作之一。实际上，校点本仅正部分就新生字差错80余处，径自改移增删、脱漏校改符号等古籍整理失范之处不少，吸收学术成果不足，漏校、误校问题亦多。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史记》有重加整理的必要。     

文化自觉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文化自觉不仅是对文化客体形式的自觉,更是人本身对于自己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自觉也不仅是对本民族流传下来的书面历史文献资料的自觉,更要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化自觉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涉及是从观念出发还是从物质实践出发的问题。     

物权法的主要精神和历史意义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注重对财产权利等的平等保护,使物权保护制度化,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通过在巩固改革成果、维护社会财富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