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法上的雇主资格

在我国,劳动法上的“雇主”以“用人单位”代替且缺乏相应的雇主资格理论。若仅援用民法“法人”理论,则难以解释劳动法上雇主资格问题。本文认为,雇主资格的认定关键在于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通过对雇主与民事主体资格的比较分析,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构建了雇主资格的认定体系。同时,对非法用工主体这一非常态的“雇主”也进行了相应探讨。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问题研究——以浙江温州吴英案为视角

集资诈骗罪主观构成条件必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相关司法解释中推定依据存在不足。吴英的行为不属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或＂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情形,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把是否存在逃避返还资金的行为作为推定的前置条件,还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资金用途、集资方法。     

论侵害人格权之获益返还——兼论《侵权责任法》第20条的适用

侵害他人人格权获得利润,本为现今之普遍现象。但是如何处置此种不当获益,乃民法上之重大课题。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对此设有较为周全之规定,但未言明该请求权之性质,对其适用恐嫌不妥。因此,以批判的观点检讨现行立法及学说的规定,认为其实质上是不法管理制度,并认为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人格权受侵害之财产损失,不及于精神损害。同时明确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明确其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至为关键。     

大型活动环境下志愿者管理探析

大型活动的组织越来越依赖于志愿者服务。系统、科学、规范的志愿者管理可以统计并掌握志愿者的人数、背景、服务时间等情况;可以确保活动顺利开展,保证服务质量及志愿者持续参与;可以提高志愿者的责任感和归属感。由于大型活动环境一般具有规模庞大、跨越区域大、参与者多且杂、社会影响广泛、组织管理要求高等特点,志愿者管理必然面临区域分散、志愿者管理人员精力有限、难以呈现整体的精神面貌等问题与挑战。提高大型活动环境下志愿者管理,需要根据志愿者的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操作,包括: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明确志愿者的权利,谨慎灵活地授权;做好培训,提升志愿者角色认知与意识,将弘扬志愿精神渗透到每一个环节;有效地运用激励手段,注意"切时"、"切人"、"切境"。     

当前我国非法集资活动形势与处置对策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法集资活动日益严重,大案、要案频发,且非法集资活动出现了区域性特征。一些地区和城市出现了几乎全民参与的、传销式的非法集资活动,并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和暴力犯罪案件,严重危及了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当前非法集资活动呈案件数量逐步增加、新形式和新手段不断涌现、涉案被害人和金额持续增多的特点。全国各地对处置和预防非法集资活动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对成功处置非法集资案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地位和职责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具有刑事审判程序、对物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及无刑事定罪程序的法律特征。检察机关在该程序中作为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其权力性质仍属于公诉权,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重复供述的排除规则研究

如果能够证明初次供述涉嫌用非法手段获取,此后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下作出若干份相似的再次供述是否应当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必须解决的问题。排除重复供述的标准在于非法行为与重复供述的联系密切程度,应当运用"五步排除法"权衡。     

编辑活动的三项基本文化功能

自编辑学创建以来,对于编辑功能由于各自角度的不同,认识存有很大差异。正是这不同的认识深化了编辑学的研究。编辑活动的社会功能具有系统性,若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解析编辑的活动,可将其归纳为文化建构、文化传播和文化控制三项基本功能。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

对于被告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要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告方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就要优先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使程序性裁判具有优先于实体性裁判的效力。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两个重要部分,初步审查要求被告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具有过滤不必要的程序性裁判的功能;正式调查作为法院的程序性听证程序,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偏重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由公诉方承担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责任,且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对于一审法院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所作的决定,二审法院无法提供独立的司法救济,只能将其与实体问题一并作为是否撤销原判的依据。     

广东跨境汇兑型“地下钱庄”现状及治理对策

跨境汇兑型"地下钱庄"问题涉及两岸四地,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影响正常司法活动。由于社会制度、司法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差异性,目前粤港澳台警方在合作打击"地下钱庄"跨境汇兑方面存在不少亟待改善的地方,需要两岸四地在办案协作、制度建设、情报交流等方面共同努力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