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低限度介入”到“有条件积极介入”:论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过多卷入阿富汗问题,尤其是安全事务方面。然而,中国现阶段采取的"最低限度介入"也不能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有必要调整为"有条件积极介入",即:以不单边军事介入、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和尊重阿富汗人的意愿为原则。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应积极构建中美俄印巴大国安全合作机制,发动五国力量共同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坚持以双边调解和多边斡旋为主,借中巴、中伊(朗)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独特地位多方协调,形成稳定有效的双边谈判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并将阿富汗纳入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中国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等机制加大对阿经济援助促进阿富汗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提升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可为阿富汗提供可供借鉴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改革经验,致力于促进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使两国的友谊深入民间;同时,始终保证积极介入的底线所在,以便践行周边外交优先理念,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     

被害人行为介入下的因果关系——评凤凰少女跳楼案

因果关系的判断在刑法理论上是一直颇具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也存在疑难。在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的过程中，介入了被害人自己行为时，应当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判断刑法的因果关系。同时，需要对实行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实行行为和介入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介入行为的异常性进行分析，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因果关系本身的相当性。     

保护的责任:利比亚问题的国际法实践研究

自从2001年干预及国家主权委员会的《保护的责任》报告问世后,保护的责任理论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经过多年的发展,保护的责任有比人道主义干涉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2011年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被称为保护的责任理论的首次实践.保护的责任理论对安理会军事干预的合法性提出了六个标准,若运用该方法来对利比亚问题进行实...     

从《塔林手册》看网络战争对国际法的挑战

《适用于网络战争的国际法塔林手册》（以下简称“《塔林手册》”）分别讨论了一般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和网络战争中的重要问题。《塔林手册》对适用于网络战争的国际法进行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将会影响国际社会对网络战争的认识。但是《塔林手册》在编纂方式和国际专家组的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先天不足,而且其中的若干具体规则也与现今国际法有些许出入。《塔林手册》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国家实践和国际法的发展,还有待检验。     

心理服务进社区的路径与方法

社会转型期民众心理问题的凸显使得心理健康的社区支持体系构建成为迫切需要.然而心理服务进社区的路径选择需秉持两个基本理念,其一,人的心理并不是个体的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因此社区心理服务的介入取向应是"个人"兼顾"社会":其二,社会工作领域优势视角的兴起使得心理服务的过程发生重构,社区心理服务的介入模式应从"缺点"到"优势"逐步转移.基于此,心理服务进社区可通过社区发展和社区心理干预两种方式来实现,并在构建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同时,努力实现人与社会的良好适应,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和谐.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是当代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现象。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与干涉及维和密切相联。干涉、维和与“国家重建”往往与危机和冲突有关,可以视为解决危机和冲突的不同模式。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常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应积极发挥行政指导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作用——兼论通过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需要积极适度、刚柔相济的政府干预;加强行政指导是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的一个切入着力点;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性选择;应当通过创新不断完善行政指导制度、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     

警察职业心理危机及其干预机制研究

导致警察职业心理危机存在的原因主要有职业因素、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等三个方面.公安机关应建立一套系统、有效的警察阵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其内容包括:加强对警察行业心理危机源的控制;培养警察的自我压弹能力;加强警察危机处理方式教育;训练警察利用社会支持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加强应急性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干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Mexican Conservatives, Clericals, and Soldiers: the 'Traitor' Tomás Mejía through Reform and Empire, 1855–1867

General Tomás Mejía (1820–67) became a leading Mexican opponent of the Liberal Reform Movement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ating from the Querétaro Sierra Gorda, where for twenty years he had a strong power base, he took his stand in defence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A devotee of the local cult of the Virgin of the Pueblito, Mejía cooperated first with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subsequently with the Second Mexican Empire (1862–67). Beween 1864 and 1866, he became the Empire's principal military commander. Juárez had him shot, along with Maximilian, when the Empire fell. Triumphant Liberals blotted out his name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jía defended an alternative, Catholic vision of Mexico to the Liberal secular state and its Revolutionary successor.     

民事检察的面相——一个研究性述评

作为一种国家干预,民事检察与法律监督有何关联,国家干预的正当性何在,干预到底限定在多大范围,这些问题无疑是民事检察的基础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既要面向我国现行法制,也要作返回原点式的考察,更需要结合民事检察改革进行必要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