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研究——以安徽宣城侨乐村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欧美等地被难华侨陆续回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专门的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决定对归国失业华侨实行根本救济,选定安徽宣城水阳镇一带试办侨乐村:由政府提供荒地让归侨集中垦殖,并制定《侨乐村垦殖纲要》等文件。开办侨乐村、安排被难归国华侨不仅是救济失业归侨、解决他们生活问题的一种试验性的根本办法,而且被赋予在世界工商业形势不景气背景之下复兴中国农村的任务。侨乐村设计者陈树人希望宣城侨乐村试办成功后能作为一种模式在全国推广。由于国民政府一直采取重心向外的华侨政策,对于归国华侨的安置缺乏准备,也没有切合实际的系统举措等原因,侨乐村的建设并不成功。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又酝酿成立归侨新村,建设地点变为城市近郊。侨乐村的试办是南京国民政府华侨政策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华侨政策史上有一定影响。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和谐陕西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带有规律性的方式方法。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基层政府治理创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     

当前浙江经济发展主要问题和经济犯罪态势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先发，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影响浙江经济和民生，而且诱发诸多经济犯罪问题。浙江经济犯罪活动一直处于发案数量增多、涉案金额攀高、作案手段升级、危害后果加重的状态，呈现出原生性、示范性、区域性等特征。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浙江经济领域中的利益冲突、矛盾碰撞明显加剧，诱发各类经济犯罪的因素不断增多，预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经济犯罪尤其是经济大要案仍将继续呈现多发、高发的态势。     

对俄经贸存在的制约性因素与对策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与吉林省毗邻的俄罗斯，地广人稀，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雄厚，高科技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扩大对俄经贸合作，既可以引进资源和先进技术，又可以使吉林省过剩的产品和有竞争实力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深入到俄远东及西部地区。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发展旅游业,推进甘肃经济跨越式发展

赋予旅游业国民经济“第四产业”的地位 ,既是旅游产业内在属性的客观反映 ,也是甘肃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此出发 ,在全面客观地把握甘肃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和总体轮廓的基础上 ,依托时代大背景和西部大开发 ,提出了 2 1世纪甘肃旅游业的开发布局和发展思路。     

辽宁省治安调解情况调查

辽宁省近三年治安调解实践的调查情况表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与社会变迁相关的新特点，与之相对应，治安调解已经成为治安案件查处和平息纠纷、化解矛盾的主要方式。但是，无论立法还是执法实践，治安调解在公安基础工作方面的重要性与其得到的重视程度显然极不相称，且显现立法和实践断裂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针对相关问题，本文在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抗战时期日本毒化河北实态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河北有计划地推行毒化活动，政策上存在从阳禁阴纵到强制毒化阶段性嬗变，其实质对鸦片实行统制配销，对毒品一贯纵容，结果使河北在烟毒的生产、贩售、吸食上愈加泛滥，给该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了极大危害。     

安徽的发展方向——基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长三角发展视角

过去三十多年,长三角地区本质上走的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扩容和产业转移。安徽具有相对区位、资源等优势,参与长三角地区分工合作潜力很大,但不久的将来安徽同样要面临着资源短缺问题。该文从安徽与长三角关系、资源现状等角度进行分析。     

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启示

2008年以来，湖南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构筑形成了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一纲要一规划两规定六办法”的政策法规格局，并在具体实践中真抓实干、敢为人先，取得显著实效，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关注，形成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所谓的“湖南模式”。“法治湖南”实践正在以其独特的内容和魅力促动着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全面起航。通过探讨促动“法治湖南”建设实践动因，详细分析限权和服务为轴的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一方面通过程序规控行政权力，达致“正确地做事”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规定政府服务内容，追求“做正确的事”之目标。在此基础上，解析了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启示。     

论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工作的缺失及原因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的干训工作从193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历经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地方政治讲习院、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及省训练团四个时期。干训规模逐渐扩大,组织机构渐趋完善,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训练方式、考核方式、讲师素质、经费、训练成绩的运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训练效果不尽人意。究其根源,症结在于国民党的干部政策、指导思想、廉政建设、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