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三个维度

社会主义行政道德本质上而言是民主道德。其建设包括以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为特征的制度伦理建设;以民主的道德化为内容的道德规范建设;以民主道德的社会化为途径的舆论建设。这三方面相互作用、互相统一,共同构成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基本框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民主道德的运行机制。     

是图谋垄断,还是行使宪法权利——从律师联盟案看美国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吉迪恩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穷人有获取刑事法律援助的宪法权利” ;“尼诺案”中 ,最高法院又确立了“公民享有要求政府采取公共行动的宪法权利 ,不论这一权利的行使是否有违法之目的 ,也不论其行为是单一行动还是一致行动 ,都不受反垄断法的管辖。”律师联盟案中 ,这两种宪法权利发生了冲突 ,最高法院最终选择了优先保护社会弱者的权利。     

官德建设的误区及其对策

官德建设是在反腐败斗争中群众关注的焦点,官员的道德价值趋向和道德表现,具有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当前存在着官德建设过分依赖人性而忽视理性的看待人和分析人;过分依赖自律而忽视他律和制度建设的误区。在官德建设中,要避免官德建设的超前性与社会道德的现实性相混淆;要避免把个人道德置于制度道德建设之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实施中的创制行为及其界限——以“辽宁贿选案”为例

“辽宁贿选案”发生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无法正常开会履职。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代行该省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这被认为是宪法上的创制性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创制超出了宪法文本,不是宪法解释行为,也不是宪法续造行为,而是宪法建造行为。政治主体在面对宪法僵局时主动实施宪法,建造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内容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内涵,有效解决僵局并发展宪法。这并非孤例。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曾在“总理辞职案”中进行过创制。创制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前提是出现了必须创制的环境、没有可直接适用的宪法规则,方法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政治选择,形式是发布决定而非立法。创制具有宪法法律界限和合理性界限。政治主体要选择恰当的宪法原则和制度进行创制,所创制的内容要符合比例原则。创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的一种新宪法工具,表明我国宪法实施具有政治主体与宪法互动的特征。     

死刑复核程序之检察身份探究

在死刑复核权回归的背景下,探索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涉及其双重角色的正当求证问题。基于检察监督权与公诉权之上下权能辨析,并合理构建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分野机制,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双重角色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悖论,相反它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权力分配与制度运行逻辑。     

美国内幕交易归责理论研究

美国在证券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结合证券法中公开、公平、公正、效率的基本原则以及秩序、正义、诚信的一般法律理念 ,提出了禁止、制裁内幕交易所必须遵循的依据 ,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内幕交易归责理论 ,包括平等享有信息理论、受托义务理论、信息泄露理论、非法盗用理论。现在 ,受托义务理论及盗用理论等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法采纳为内幕交易的归责理论 ,反映了全球性的主张公平、有效地传播信息的观点已取代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内幕交易观点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执政与参政关系--我国政党制度中几个基本关系探讨之二

中国共产党执政与民主党派参政的实质,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不同作用,共同推进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民主集中制紧密结合,在履行各自职能基础上合作共事,是我国执政与参政关系不同于西方的显著特点.要准确把握二者同一性、差异性和联系性原则.     

刍议现场意识在刑事案件侦破中的衔接作用

当前刑事案件侦破难度较高,侦查主体现场意识衔接作用对侦查破案尤显重要,所以,必须 强化侦查人员现场意识的确立和运用。     

远东纲要实施以来的中俄区域合作

俄罗斯2002年3月开始实施的远东纲要为我国发展同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纲要实施两年以来,远东各联邦主体纷纷制定发展战略和采取措施,加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在大力发展对外关系时,把发展同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列为优先发展方向。这促使该地区与中国北方省份的区域合作出现飞速发展的可喜局面。     

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与公司法完善

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是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其目标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我国公司法制定的特定历史背景,公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法律障碍。我国公司法应适应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立足于公司是市场经济主体对公司治理结构制度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