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刑事技术在一起杀人抛尸案中的作用

2008年6月13日,云南省兰坪县发现一个无受害人、有人血痕迹的现场。经刑侦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勘查、分析后,确定案件为一起杀人抛尸案。现场勘查确定案件性质、领导重视、技术人员认真细致的工作是成功破案的关键。     

对一起美容非法行医案件的思考

生活美容机构开展医学美容业务存在着监管难题,如在执法调查及行政处罚过程中,违法主体认定、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作者通过对一起未经批准在生活美容店开展医学美容的行政处罚案例的讨论,探讨非法行医案件调查取证的难点,剖析案件查处过程中违法主体、违法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对此类执法工作的相关建议。     

深化非公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在推进非公企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中,目前尚存在企业劳资双方认识不高、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缺乏有效工作载体、职工代表参与能力亟待提高、工作应进一步深化等问题。对此,天津市河西区总工会在领导力度、覆盖广度、质量深度上下功夫,明确职责,狠抓落实,积极贯彻主动、依法、科学相结合的维权观,在推动区域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上做出了有益实践。     

顾客理念的理性吸纳促进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文献综述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提出的先进理论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不少借鉴。其中被新公共管理运动视为改革指南的顾客理念就被众多学者力捧于指导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在指导服务型政府构建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众多不足，且其对服务型政府构建带来的消极影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所以，通过研读关亍顾客理念的相关文献，总结归纳出顾客理念的积极作用和消积影响因素，并做出相应文献综述和评价，对促进服务型政府构建需理性吸纳顾客理念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意义。     

不具名媒体报道侵权责任的认定——以陆幽案为中心的考察

认定不具名媒体报道的报道人物与现实人物一致性的目的,在于认定这种侵权责任的构成.不具名媒体报道中的报道人物与现实人物的一致性仅仅是这种侵权责任构成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并不是全部.在侵权责任构成上,不具名媒体报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有以下特点:侵权人在主观上的心态必定是故意;侵权客体主要是名誉权和隐私权,也可能有人格尊严的问题...     

论侦查讯问中的环境因素

侦查讯问是侦查员与犯罪嫌疑人在特定的环境中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其目的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言词证据和线索。特定的环境和面对面的方式是侦查讯问的突出特点。单从环境因素的角度,其可分解为时空环境因素、人际环境因素和语言环境因素。不同的环境因素会对侦查讯问产生不同的影响。     

略论死刑复核中“发回”案件的重新审判

在重新审判＂发回＂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人文北京＂建设的法制思考

“人文北京”建设的核心是“人”和“文”，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从“人”的角度，“人文北京”就是要建设更加繁荣、文明、和谐、宜居、健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从“文”的角度．“人文北京”就是要建成最具人文关怀、最显文明风采、最有文化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法治”建设，是人文北京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涵要求。一方面，法治是实现真正的“人文北京”的内涵之一；另一方面，健全法制又是“人文北京”建设的根本保障。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协调高效的文化执法机制、廉洁公正的司法运行机制、便捷的法律中介服务机制是文化法制建设的要求。在“人文北京”法制环境建设路径方面，建议构建“人文北京”的法制建设规划；健全“人文北京”的地方文化法规体系；创造“人文北京”的良好法治氛围。     

刑事和解之中国路径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独特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保护涉案双方权益,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修复受损关系,增进社会和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分三个条文对刑事和解作出原则规定。要准确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结合中国现实,反思其观念分歧,探寻刑事和解的中国化路径。刑事和解在我国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观念分歧以及实践"困境",只有把握好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以及阶段,并加强监督,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以人为本及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     

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

针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之争,《行政强制法》作出了维持现状的选择,创新执行手段随之成为破解行政强制执行难的务实路径。作为一种间接强制手段,违法事实公布业已在我国价格监管、环境监管及计划生育等多个具体行政领域得到适用。行政任务多样性与执行手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间接强制优于直接强制理念的落实,以及信息社会确保行政法义务履行的实效性,为违法事实公布成为间接强制执行的新手段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为了防止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及程序设置三个方面实现对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