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然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未能全面反映当代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要求,仅有的一些规定只能反映证据开示制度的某些特征。因此,重构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合同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查证

公安机关在查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时,最为关键的问题莫过于应通过何种侦查途径、采取哪些侦查取证措施来查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对此,侦查人员应当全方位调查案件相关事实,综合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同时应当建立逆向侦查取证思维模式,缜密调查,扎实取证。     

“双规、双指”期间自书材料的证据法分析

自书材料是职务犯罪审理时常见的一种证据形式,但它作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不足,故在证据属性上应当把它界定为“准口供”。自书材料在使用时应当受到限制,不能随侦查卷宗一起不受限制地直入法庭,应以用作弹劾证据为原则。在满足真实性保障的前提下,自书材料可以用作实质证据,但任何时候不得用作补强证据。应当把刑讯、变相刑讯以及威胁、引诱、欺骗所取得的自书材料均界定为非法证据。但非法自书材料不能对后续的侦查口供产生波及效应,否则就意味着惩罚守法的侦查人员,有违排除规则之阻却违法的目的,也有以司法干预党纪之嫌。     

对违法行为的分类治理研究——从提高违法成本角度分析

我国违法现象易发、多发,违法成本低是重要原因。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查处概率都对违法成本产生重要影响。设定的处罚标准越高、查处概率越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就越高。处罚标准高低是立法问题,查处概率高低则受执法人员数量、执法频率、执法技术水平、执法意愿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了提高违法成本,需根据情况适当提高处罚标准,增加执法人员,改进执法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提升执法者的执法意愿。     

对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发生困难时,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可以出庭说明情况。由于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证人出庭作证存在区别,因此,应当明确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的范围、出庭说明情况的程序及法律责任等重要内容。     

类型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以考夫曼的类型思维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们对传统法律三段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作用的反思,一种围绕着类推解释为中心的法律发现模式逐渐地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考夫曼的类型思维思想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倡导一种力图打破＂事实与规范二分＂的法律发现模式,并将类推的等置法律思维模式置于法律发现的核心地位。当然,考夫曼以＂事物的本质＂来建构其类型思维的逻辑基础,不可避免地受其先验客观价值论所支配,值得我们反思。     

普通刑事案件简化审的问题与破解

普通刑事案件简化审的推行,固然提高了诉讼效率,但由于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以及理解上的偏颇,运行中遇到许多实际障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常常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些问题看似技术性的,折射的则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与选择.简化审的前行,应针对运行中的薄弱环节,通过普遍的证据开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实体刑法的呼应,使之进一步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逻辑重释与机制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规则限缩适用的趋势.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与实现权利救济是当前该规则建构和运行的基本模式,但依据规则演化的形态特征及共性与个性问题,表明其适用现状并不乐观.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抉择上的双重冲突、样态上的二元割裂、救济上的双重忧虑等逻辑困境,这也决定了其逻辑起点...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removal of illegal gains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explore both the motivation for confiscating illegal gain and also to look at some of its legal aspects and economic effects. It is argued that the removal of illegal gain may be able to play a significant complementary role, if only by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the maximum punishment the law will allow and fines sufficient to represent a credible deterrent. The paper develops a deterrence model and applies it to confiscation powers introduced to help combat drug trafficking.     

比较:刑事证据开示的基础

刑事证据开示因其共同的价值基础而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我国普遍存在。各国不同的刑事诉讼体制决定了刑事证据开示方式和范围的差异 ,刑事证据开示所依托的程序在多数国家都存在且有所区别。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据开示与刑事诉讼体制、庭审方式不相适应 ,因而需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