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保证方面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保证作用。可以这样说,人们最初正是从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认识到其重要性的。     

浅谈教唆犯的特殊形态

教唆者自身不具体实施犯罪而是通过他人之手来达到犯罪目的的特点,使得教唆犯成为共同犯罪中最特殊、最复杂的一种情形。而教唆犯的特殊形态,即共犯形态、未完成形态、罪数形态更存在许多难以达成共识而又值得探讨的问题。     

江西地方红军与东固革命根据地

东固建立了赣西最早的地方革命武装和第二块赤色区域。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是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柱,对救援红四军做出了突出贡献。东固“秘密割据”的形式,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独立二、四团的发展,扩大和巩固了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赤色割据区域。     

论“全面主义”道德教育学派——兼议对我国学校德育创新的启示

“全面主义”又称“形式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重要学派，主要有指令式的道德观、情绪主义的道德观、存在主义道德观和行为准则道德观。“全面主义”重视对道德教育基本概念的分析，主张以形式而非内容特征界定道德和道德判断，强调学生对道德推理过程的理解和道德推理的技能技巧的培养，反对单纯灌输道德内容，认为对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价值的探寻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坚持道德教育的中立立场。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建制新探索

本文所指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建制集中体现为在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立与其他科室同级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这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建制的主要依据,未检检察实践表明未检独立建制是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有效载体。本文将主要围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建制的必要性展开论述。     

大学生诚信品德问题的探讨

当前我国社会诚信问题突出,已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诚信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角色和以后承担的社会职责决定了其诚信品德塑造的重要性。高校应积极营造有助于大学生诚信品德培养的校园文化环境,建立并形成长效机制。     

中医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初探

人工智能是时代进步发展的成果,作为一种先进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潜在风险也日渐凸显,尤其是对人类道德伦理的挑战。探讨机器本身的特性,分析其具有的问题和产生原因;探讨如何治理防控是对公众安全的保护也是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人文指导,强化其人文意识确立人类主导地位,坚定医生主体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边界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作为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作为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机制和调节手段,既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又要防止其被滥用.我国关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模糊,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有必要对其适用作以界定,以利于对这一规定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发挥其应有的、恰当的功效.     

青天·村霸·能人:农民上访与抗争中的三个关键词

现有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农民的上访和抗争事件。本文以郭村调查中的三起个案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中的德性诉求,发现农民无论把村政腐败归咎于个别村干部还是把上访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上级青天身上,以及在抗争中对矿霸的控诉,在村政治理上对能人的期待,都共同体现了一种德性正义的诉求目标,进而遮蔽了农民对村政腐败体制性的认识。这就为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的集体行动建立了一种新的德性论的解释模式,同时为重新认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Governing Morality Issues through Procedural Policies

Abstract: Morality issues such as the death penalty, drug consumption, gambling, and same‐sex‐marriage often constitute intractable policy controversies. Classical “morality politics” scholars predict two types of governmental responses to such public problems: either a substantive policy design if there is a broad consensus among electoral constituencies or a non‐decision if there is a fundamental clash of values. We argue that the adoption of a procedural policy design represents a third option.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lausibility of this hypothesis, we compare the Swiss regulation of four morality issues in the medical field: reproductive medicine and embryo‐related research;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organ transplant. In fact, “moral values” frames are not always dominant, as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each morality issue allows for concurrent policy frames promoted by various policy 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