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浅论

结果加重犯是故意实施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结果以外的重结果,刑法对重结果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存在两种类型,即基本犯为故意,重结果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纯正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为故意,重结果也为故意的结果加重犯(不纯正结果加重犯).前者不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而后者可以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至今八年还未真正落实，其主要原因，固然有缺乏自上而下的指导和督促，缺乏对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特殊性的研究等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我们对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还缺乏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亟需遵循党的十八大关于奋发有为、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的要求，积极推进这项对于发展党内民主有不容忽视意义的改革创新。     

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称＂三化＂）,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三化＂是我们党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的首要内容,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四项基本要求＂的首要因素,成为探索和回答＂四个重大问题＂的首要原则。     

对片面正犯与共犯理论的反思和批评

共同犯罪以主观意思联络为纽带,是区别于同时犯罪之关键。片面共同正犯违背共同犯罪的本质,从学理上突破了共同犯罪故意的界限和标准,同时违反共同犯罪人之间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责原则;片面教唆犯是被教唆者没有意识到教唆者的教唆故意而产生了犯罪意思,即使引入片面教唆犯也难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且与我国关于教唆犯的基本概念相悖;片面帮助犯的提出是为了满足司法工作的实际要求,但片面帮助犯理论依然没有恰如其分地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且我国从犯概念中还包括次要的实行犯。     

论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

片面共犯的客观存在以及它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理论界对于片面共犯的性质有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争论，实际上也就是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争论。但是，无论是从修正的犯罪构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还是从适用共犯处罚原则等角度来看，片面共犯都应当成立特殊的共同犯罪。通过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思我国当今的共犯制度下“共犯关系”理论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     

洗钱犯罪主体范围评析——洗钱犯罪主体应否包括上游犯罪本犯

洗钱罪的主体是否包括上游犯罪的本犯,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由《反洗钱法》可以推定我国刑法规范中洗钱犯罪主体并不包括上游犯罪的本犯。洗钱罪犯罪主体排除上游犯罪本犯的主要根据是事后不可罚行为说。洗钱犯罪日益猖獗、甚嚣尘上,洗钱犯罪的发展演变要求将上游犯罪的本犯包括在洗钱犯罪的主体内。从刑法规范和刑法论的角度,也应如此。     

政府与市场和谐互动关系之经济法构建研究——以社会中间层主体为路径

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缺陷及二者良性互动机制的缺位,是造成目前社会中种种不和谐现象的深层原因.依据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方面的分析,社会中间层主体是规制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经济法领域内,实现政府与市场和谐互动的一条重要路径.目前的问题是,规范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立法理念的偏颇、具体制度缺失.因此,匡正相关立法的理念,完善相关制度是亟待加强的.     

主物的利害性

利是从主物的本质欲望中派生而在社会化的条件下规定主物价值的运动法则之目标,它的体现和其基本性质是随着主物自我利所享有的成分不同而不同。     

我国刑法共犯参与体系性质探讨——从统一正犯视野

在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着区分正犯与狭义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和不作上述区分的统一正犯体系两大类型,两种体系各有不同的特点。我国刑法并未提到正犯的概念,我国学者在共犯研究中鲜有涉及到我国犯罪参与体系性质的问题。我国刑法对共犯分类采用的是统一正犯体系,与传统的统一正犯体系相比又具有我国的特色。确定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参与体系性质对于我国共同犯罪理论与实务上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     

清代共同犯罪制度辨析

《大清律例》“共犯罪分首从”条是清代处理共同犯罪的总则性律条，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有两点：一是“共犯罪分首从”，二是“以造意者为首”。这种将共同犯罪人区分为首犯与从犯的分类方法，既不同于西方法律的“正犯与共犯”之分，也不同于当代中国法律的“主犯与从犯”之分。清代的共同犯罪制度体现了乡土中国独特的法律追求，应当引起当代法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