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自由行为论纲

原因自由行为包括自陷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犯罪的情况 ,具有可罚性 ,其处罚对象是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合并。原因自由行为的主体没有任何限制 ,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确定原因自由行为主观罪过的时间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公共利益与社会治理

本文提出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深入的研究,认为公共利益由公共财富和公共福利两个部分构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应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社会治理要格外重视处理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公共福利与个人福利的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共同发展,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中国汉族唇纹研究(Ⅱ)——稳定性及分型

本文对部分中国汉族64名(男36名,女28名)个体的唇纹进行了追踪调查(间隔4年零5个月)。过对所得材料的研究,探讨了唇纹特征随年龄增加而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根据唇纹特征提出了新通的分类方法。     

关于公平的国家赔偿的思考

国家赔偿法不能单从公平的角度理解,在大多数时候它涉及再分配的效率问题。在中国,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必须防止两种极端:一是仍然有传统官本位思想作祟,不重视国家赔偿的意义,将国家赔偿视为不得已的应付之举,表现为条件过于苛刻和繁琐;二是过度强调个案的绝对公平,将国家与公民个人权利对立化,表现为条件过于宽泛理想化和条文原则化,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从国家赔偿法的价值取向出发,深入分析了归责原则、举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确认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修改建议。     

论集中统一行动举措在公安实践中的运用

各地公安机关积极运用集中统一行动举措,解决了不少治安突出问题和公安业务工作问题,但在工作中也出现了滥用集中统一行动举措的现象,给公安工作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既要积极运用集中统一行动举措,又要正确和慎重使用集中统一行动举措;对于出现的问题要高度重视,着力改进,以便更好地运用集中统一行动去做好公安工作。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界定

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在借鉴国外的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审判制度、法律传统以及法官制度的结构,来确定我国举证责任的理念。具体应从诉讼的目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原告和被告各自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与具体理由。     

巩固镇反运动成果的三项重要工作

巩固镇反运动成果的三项重要工作是:开展了深入扎实的镇反判定工作;积极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迅速组织对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改造工作。     

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30年治理变迁,其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方法】通过5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     

The Malay Community: Voting Trends and Issu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reasons for the Malay community’s seeming support fo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in spite of online discontent that was expressed towards the party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lections. The article makes three main arguments: first, that the reasons explaining the community’s support for PAP are similar to other Singaporeans, such as the death of founding leader Lee Kuan Yew and the risk-averse nature of the electorate; second, that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exist with regard to the community that heavily favour the government; and third, that the main opposition party, the Workers’ Party, has not been able to present itself as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PAP for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either quality of candidates or ideas for governance.     

《违法行为矫治法》性质解读

《违法行为矫治法》脱胎于劳动教养制度。《违法行为矫治法》不是行政刑法,违法行为矫治也不属于行政处罚,应当将违法行为矫治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并凸显其可诉性、非惩罚性以及保安性之特质。在此基础上,应当在《违法行为矫治法》中设置相应的救济措施,具体措施应倾向于矫治,且矫治措施应当尽可能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