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边防机关利用情报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策略

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和难以预知性,情报工作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只有健全和完善情报收集制度、情报分析和研判制度、情报报送制度、情报评估和奖励制度,才能及时了解边防辖区群体性事件的动态,做好预防和处置工作。     

公共治理视域下自动化应用的法律规制

技术飞跃与治理提升之间的关联通常被假定,也早已被吸纳进“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政策实践,但法律的习惯性滞后带来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公共治理领域的自动化应用经历了从基于数据库编码的计算机自动化到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自动化再到基于神经网络的超级自动化的逐步跃迁,从早先自下而上专业人士的“辅助/参考”和个别部门的“部署/应用”嬗变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化“嵌入/集成”,公权力、私权力及私权利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换。相应地,国际通行、日益趋同的个人隐私保护(事前同意)、算法可解释性(事中监测)和完整履责链条(事后追责)的监管范式也应依照宏观技术共治、中观价值位阶和微观权利保障三位一体的规制路径进行体系化重构。     

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与AI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人工智能(AI)作为类人类智能,无论我们是否赋予其主体资格,在解决其法律责任问题时,都必须对其行为进行解释,为此,探讨人工智能的法律责任问题,应该基于人工智能行为的可解释性的全新路径来推进,而不是纠缠于当下学界关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与法律责任的各种主体论与责任理论。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亦即解释人工智能如何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算法决策。然而,在AI领域,虽然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如何确保以非技术性的方式向最终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解释算法决策以及任何驱动这些决策的数据,仍是一个无法得到解决的难题,人工智能"黑箱"释明难题决定了人工智能行为的不可解释性。法律责任的本质是答责,不具有可解释性的人工智能不能自我答责,因此其无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目的是预防,不具有可解释性的人工智能无法实现法律责任的预防目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下一个前沿问题,是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问题。     

反恐与警卫协同指挥系统研究——以指挥、情报与侦查、监视为视角构建三维空间安全

现代警卫之贝．布托遇刺案中所暴露的“情报、侦查及监控模式的低时空、安保防御保障的非真空等漏洞”为各国反恐怖暗杀敲响了警钟。我国如何应对恐怖组织或势力发动的战术进攻。解决之从实战角度出发,吸收计算机软件的程式理念,创新式设定四人行动模式。且协同化组合反恐怖之攻击力量与警卫工作之防御力量等软件机制．装配信息化的指挥、情报、侦查及监视等硬件系统．以构建协同指挥系统。从而达到在反恐和警卫行动中对“人、事、物、时、空、动作”监控的无盲区．实现真空化的控制。该协同指挥系统将以体系、技术上的优势来应对未来的恐怖袭击,构建“三维化”的警卫空间。     

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评介

爱德华·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庞大的监控计划曝光,引发世界多国对美国表示抗议。美国政府声称其监控行为是基于《外国情报监视法》的授权而实施。在美国复杂的监控法律体系中,该法有着独特的生成背景、功能定位以及价值选择,自1978年颁行以来历经多次修正,在国家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国国家情报模式对我国信息警务改革的几点启示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许多国家所面临的犯罪与混乱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要求警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呼声日益高涨,相似的境遇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纷纷选择了信息主导警务模式作为警务改革的方向,其中英国国家情报模式(NIM)堪称警务和技术规范化的一个范例。吸收、借鉴英国国家情报模式的成功经验,对推进我国信息主导警务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Doctors and Nurses of Death: A Case Study of Eugenically Motivated Killing under the Nazi ‘Euthanasia’ Programme

This article reviews newly declassified US intelligence files and other sources, including relevant tri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azi killing of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sick individuals deemed to be of little further use to society. It both supplements and revises existing work on the so-called ‘Euthanasia’ programme at the Kaufbeuren psychiatric institution in Bavaria, and highlights a series of gend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involvement of women nurses including Catholic nuns, in this institut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casts new light on the way in which patients were, from admission onwards, redefined as disposable objects but also emphasises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defence case of the defendants.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状况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

目的探讨在进行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方法采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中国版(WAIS-RC)对138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测试,并与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全量表智商为±s=74.59±14.716;言语智商为±s=80.89±14.077;操作智商为±s=70.27±15.427。经统计分析发现: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F=26.786,P=0.000)有显著性差异;各项智力结果与刑事责任能力相关性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平均智力水平在正常范围之下,边缘状态与轻度损害之间,但在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其刑事责任能力与智力状况不存在相关性。     

论边防缉毒情报的证据转化方式

边防缉毒情报不同于其他类型情报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涉诉性质,最终要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关键点是如何将边防缉毒情报转化为诉讼证据,因此,证据转化方式是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核心。"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作为破获毒品案件的典型方式,与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辅助方式一样,最终都是为了边防缉毒情报向有效证据转化而服务。三种方式在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奥巴马政府国家情报战略新指针——解读美国《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

关国《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是奥巴马政府首度公布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情报战略。该份“情报”分析了关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并对未来四年美国情报界的工作目标和实现手段做了全局性的规划与安排。“情报”的内容虽然不多，但却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深度考量，尤其是“情报”中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利益挑战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现状与深层考虑。因此，该份“情报”仍值得中国给予适当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