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民事程序法"国家本位"秩序价值初探

在目的价值定位方面,我国国际民事程序法存在着"国家本位"秩序观倾向.秩序总是必要的,更具根本性的,但秩序的类型亦是可以多元的.在中外民商法律秩序形成过程中,我国的国际民事程序法除必须体现国家意志之外,理应涵纳更多的当事人自主意思以及国际本位理念的成分,这也是修订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程序法律时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层面.     

论我国民法典应当采纳反致和转致制度

反致是国际私法上一项特有的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 ,各国学者对它争论不休 ,莫衷一是 ,但这并不妨碍各国实践普遍采纳这一制度。究其原因 ,乃是反致制度有利于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民事纠纷 ,符合国家的利益 ,符合国际私法的宗旨和本质。虽然其也受到现代冲突法革命的冲击和挑战 ,但在各国国际私法趋于一致之前 ,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国未来的民法典 (涉外篇 )应该采纳反致和转致制度 ,并适当扩大反致制度的适用范围 ,但应以必要和不造成无限循环为限。     

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评析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以下简称IRFA)是由美国保守派推动制订的一部具有域外效力的美国国内法.由于该法所包含的双重标准以及该法在推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诸多问题,该法实施以来"产生"的域外效力十分有限,未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影响.但在美国社会不断保守化的背景下,IRFA对中美关系的间接和负面影响不容小视.针对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歪曲,中国政府予以外交上的坚决谴责是必须的,但从根本上说,在宗教领域奉行接触政策,勿视美国为敌,怀柔美国应是当前我国韬光养晦外交的较佳选择.     

东北亚能源问题变数分析

石油安全是东北亚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以俄远东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 ,东北亚各国出于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 ,或合作、或竞争 ,展开了多方博弈。在远东能源格局中 ,中国利用远东能源资源的道路将是曲折的。     

广西参与中国——东盟无障碍旅游区建设策略与方案探讨

本文从广西与东盟各国在旅游交通、旅游行业政策与谅解方案、旅游人才培养与人才服务体系、文化交流、信息平台建设沟通等方面的合作,对广西参与中国-东盟无障碍旅游区建设策略与方案进行探讨,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希望能对中国-东盟无障碍旅游区建设有参考作用.     

对后结构调整时期非洲主流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批判性思考

多方面证据表明,非洲现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基本上仍是过去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延续或翻版。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曾因广受争议和反对而被弃之不用,但该计划的主导思想和主要政策框架在换上减债计划、减贫战略等新的外包装后继续掌控非洲经济发展进程,根源在于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在物质层面严重依赖外部世界,它们在精神层面所追求的独立自主理想缺少实现空间。短期内非洲国家真正自主选择和决定其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空间还不是很大。但无论如何,非洲国家在依赖外部世界求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树立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观念,要力争使所获外援为内生发展创造条件、为摆脱外援创造条件。     

东盟:区域化“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英国学派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区域化"国际社会"的全球发展趋势明显,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难诠释和驾驭,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在更广阔的时空观中来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的区域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东盟则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两国贸易关系与投资关系失衡也不断加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美贸易关系失衡与投资关系失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导致二者的调整路径明显分化。在后危机时代,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及退出时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都将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的调整。从长期来看,中美投资关系失衡的调整将慢于贸易关系失衡的调整,但二者最终都将向均衡水平回归。     

简评《2010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

通过介绍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最新版本《仲裁规则》（第四版）,并将之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较早版本《仲裁规则》（第三版）进行比较,简要评述新旧版本之异同,指出该最新版本在功能和制度上虽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也有可能在实务中引出更多的问题。总体而言,该最新版《仲裁规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管理案件的功能和仲裁庭自主进行仲裁程序之间的平衡,有望促进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法治视角下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思考——以云南绥江“3．25堵路事件”为例

云南绥江“3．25堵路事件”是典型的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我国水库移民普遍存在的共性矛盾。从法治视角看,私权保护不足是引发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实体层面,未将“人”作为考量水库建设可行性的主要因素,对水库移民的补偿不足。在程序层面,公民难以参与公共决策,权利救济的路径狭窄。预防与控制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对策是：慎行水库移民,完善移民补偿立法,建立移民程序机制,慎用强权对待权利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