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管理的东盟方式

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国家间冲突,维护地区及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直是战后国际社会和区域主义实施冲突管理的基点与诉求。东盟根据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精神和其他国际法基本准则,结合东南亚国家的冲突管理实践,制定和实施了一套被誉为能够体现东盟方式基本特性的冲突管理模式。本文主要考察了国际冲突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东盟冲突管理的基本原则、冲突类型及其管理方法以及后冷战时代东盟冲突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绑架问题与日朝关系

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和朝鲜在绑架日本人问题上严重对立,使得原本紧张的两国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日朝两国在绑架问题上坚持各自立场,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双方在政治、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巨大差异。日本方面热炒绑架问题,可谓是一石两鸟。日本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威胁"为由,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和增加军事实力,使军事能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和作用不断提升。同时,绑架问题还是日方手中最为重要的筹码,在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可以与朝方抗衡,甚至可以对冲朝方提出的"清算殖民统治的历史,进行赔偿"的要求,争取谈判主导权。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贸易和环保的平衡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合法、合理、适度使用已经成为当今WTO框架内涉及贸易自由化和环保平衡的重要问题之一。GATT第XX条为部分涉及环保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设立了条件和要求。《TBT协定》为涉及环保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设立了指导原则和判断标准,但这些原则和标准的适用则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和法律的冲突和协调过程,贸易保护之目的和效果都会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过程中贸易自由和环保措施之间的平衡。     

国际强行法保护的人权

人权并不存在等级 ,所有的人权 ,包括公民权利 ,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对于维护人的尊严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国际人权法上有一些人权属于“受国际强行法保护的人权”。但是 ,这些人权也不是更重要和更高级的人权 ,它们是维护人的尊严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人权”。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在沪日侨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以1935年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为个案

公用事业价格议定是近代市政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充分参与其中，是衡量市民权是否充分伸张的指标之一。1935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中，在沪日侨通过用户代表请愿、工部局日籍董事力争、纳税人提案和日籍电话专家介入调查等方式，对租界市政决策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和行政阻力，影响了电话价格厘定。公共租界相关议政和决策机制的存在，使日侨民意表达渠道保持了相对畅通，近代日本在上海全面干预的总方针也无疑促成了日侨在租界电话价格议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及其对策

为了操控国际互联网政治传播，关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一整套“网络自由”战略。所谓的关式“网络自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延伸，是美式民主、人权和美国霸权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扩张和体现。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由理念输出、资金支持、技术研发和组织运作等几个方面构成。要深入揭示美式“网络自由”的虚伪和危害，加强应对美式“网络自由”的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对互联网和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全警消防”战略下进一步加强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实施“全警消防”战略有利于整合派出所现有警力资源，增强派出所消防监管实力，树立派出所良好形象。因此，派出所应当全面贯彻落实“全警消防”战略的要求，加强消防监督管理工作，更好地维护辖区的公共安全，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基于经济伦理视角下的警察腐败探究

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警察腐败，重在公权力与个人私利和“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理论解构，对警察腐败进行具有明显学科表征的应然分析，以期为研究警察腐败问题提供多层面的理论参考，进而为遏制和预防警察腐败提供新的思路和对策。     

浅析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本文介绍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影响,阐述了经济全球化和WTO框架下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并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贸易与环保方面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