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政府从治理到菩治的价值转向

治理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为政治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不断寻求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优化。而政府从治理转向善治预示着秩序社会向和谐社会的价值增量变迁,政府善治与和谐社会的价值共性决定了两者的契合点在于转变传统政府思维与运作模式,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协调发展的互动制衡机制。     

高等职业教育德育创新研究

近几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院校数量增多，学校规模扩大，办学特点鲜明，高职教育德育工作也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德育研究亟待加强，应借鉴国外高职教育德育经验，树立德育新理念、创建德育新模式、建设德育新课程、构建一种德育新机制。     

论实证法的道德困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法学始终的一个经典问题。关于这二者关系的说法可谓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德国法学家耶林亦曾经将之比喻为法学中的好望角，一凉涛骇浪，难以驾驭”。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庞德院长阐述了他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看法，无疑是一次跨越比利牛斯山般的尝试。如何处理合法的道德恶行？又如何处理从实在法看是非法的、但在道德上却是可以证成的行为？对此．哲学界和法学界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故此，很有必要在剖析实证法的道德困境之基础上，探讨道德理念对实证法的重塑。     

影响犯罪现场足迹特征的因素

足迹在犯罪现场遗留是必然的,因此是现场中最常见的痕迹之一,它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也不言而喻。在足迹检验技术中,足迹检验的重点是对足迹各部位重压面的形态、特征进行检验,但足迹各重压面的形成又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足迹形成后,与其他痕迹一样,其信息系统处于开放状态,也易受外界自然和人为等因素的影响。     

绑架犯罪被害人被害性分析与个体被害预防

从刑事被害人学的角度而言,绑架犯罪与被害人的主观性特征息息相关。只有减少被害人的被害易感性、被害诱发性、被害受容性,才能做到绑架犯罪个体被害的有效预防。     

简论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档案信息管理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为当前的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企业档案部门必须树立全新的档案工作理念,应对信息化给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带来的变革。一方面,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全面推进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同时应健全制度,加强监管,并进一步完善档案的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确保档案管理的先进性、档案资料的及时、准确性,以充分发挥档案的重要作用。     

引进国外智力是产学研结合的国际化形式

人们的聪明智慧作为感知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历来被看作是诸生产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一个组织或地区的人才智力构成,形成了该组织和地区人力资源。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背景下,探讨如何通过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及智力引进,结合产学研相结合的实践,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公孙龙子·指物论》之"指"——从系动词的观点看

解读《公孙龙子·指物论》之“指”，须以物为基本参照，在指、物对应中把握其含义。按公孙龙论物与实密切相关，实是名所表达的物之所是。《名实论》以物、实为一与多之对应，则如何将不同的实维系在一物之中，就需要借助“指”的联结、联系。在此意义上，“指”即相当于系动词“是”（is）。但因为先秦汉语尚未产生系词，而公孙龙业已遭遇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一事物在多种意义上是其所是），故而作《指物论》进行讨论。     

告密、良心自由与现代合法性的困境——法哲学视野中的告密者难题

告密者案件不是一般意义的疑难案件，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疑难案件”，其中不仅牵涉到法律解释的争议，也牵涉到对法律合法性的争议。德国法院对告密者案件的真实裁决是审慎严谨的，比起哈特的方案，这些裁决更合于法律实证主义忠于法律的宗旨。拉德布鲁赫和富勒对这个案件的建议都比哈特方案更好，哈特方案并不能回避恶法非法的问题。纳粹统治时期司法沦为犯罪工具，法官丧失良心自由，这是现代社会真实的合法性困境。     

"两可行为"取其轻--本案应定伪造印章罪

刑法理论对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要性不证自明.刑法规范是具体的,刑事案件是复杂的,刑法理论是抽象的.本文运用刑法理论分析了一起刑事案件,认为被告人行为应当定伪造印章罪,而非伪造金融票证罪或者其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