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入镜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以公共场所的个人信息权益为视角

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更加频繁地用镜头记录其日常生活。在公共场所,拍摄者有可能也将他人摄入镜头之中,构成了"无意入镜者"的情形。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将"无意入镜者"在公共场所中的个人信息权益与非公共场所的个人信息权益进行区分对待,无论个人信息是否属于私密,都可以得到保护。在"无意入镜者"个人信息权益与拍摄者权益平衡的问题上,应对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告知同意规则进一步做出解释。公共场所本身的属性,意味着"无意入镜者"存在自行公开个人信息的可能。对于被认定为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拍摄者无需再取得"无意入镜者"的同意。除此之外,在公共场所中,履行告知同意义务既应当像服务提供商或者公权力机构采集民事主体个人信息一样严苛,同时可以适用默示同意的推定行为的空间而无需取得"无意入镜者"的明示同意。     

权力格局失衡与心理调适——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信任问题

2009年以来,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功建成,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中国与东盟仍然经历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通过对中国东盟长达20年的信任关系建构历程进行回顾,文章试图回答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东盟信任关系的建构这一理论问题。在对现有理论要素进行折中主义整合并且补充之后,文章从权力格局失衡以及东盟国家心理调适需要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与东盟20年来信任关系建构的互动进程,并对当前中国外交应对周边小国信任危机提出政策建议。     

工作满意度:农民工与城镇工人的比较

基于对2008年1月在中国12家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高于城镇工人。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的因素主要是就业特性中的企业所有制、是否工会会员、行业与个体特性中的年龄。农民工和城镇工人满意度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其各自的参照群体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相对满意。但现有的相对满意状态将随着现代平等理念的传播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持续的变化。     

学生事务领导观

公立高等学校受日益增多的社会期望的驱使,使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增加、行政经费增长;具有可比性的院校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结构与功能方面的趋同特征。     

注重成人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

在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继续教育与终身学习不断实施的今天,大批的成人都已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成人学习活动有其自己的独特规律和独有特性。成人学习动机的特点具有社会性、多样性和发展性。为更好地培养和激发成人的学习动机,实践中,必须探求成人的学习需要,激起成人的学习期待;培养成人正确的学习态度,为其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不断提拱多样化的教育服务;设计难度适当的持续的学习任务;及时向成人学员反馈学习结果;必须注重成人的经验对学习的影响,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以致用。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法理学分析

在大陆法系的三阶段犯罪论体系中,期待可能性被认为属于责任论领域的问题,没有期待可能性就没有刑事责任。对期待可能性的法理学分析必须超越刑法学的问题域。期待可能性问题与各种责任本质理论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期待可能性是义务性规范的立法要求,在刑事司法的定罪过程中,不允许司法者直接考量期待可能性问题,坚持形式合理优先。     

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探析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基顿法官对合理期待原则做出了系统的阐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法院接受了合理期待原则,并将其作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有力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作为一种新兴的法益思潮,体现了优先保护被保险人的立法精神,值得我们借鉴。     

合同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制度的经济学思考

合同违约责任的救济措施主要有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两种,大陆法系强调实际履行的重要性,而英美法系更注重损害赔偿的救济功能,从我国国情和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国合同违约救济措施应采纳大陆法系的"严格的效率违约"理论,即原则上应以实际履行为主要救济措施,在实际履行明显不符合效率原则时强调损害赔偿的救济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付出的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     

行政行为侵犯信赖利益的风险及其防范——行政主体视角上的思考

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一直占据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治地位.现行行政法中并未明确确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没有制定关于侵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法规.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构建诚信政府的角度看,尽早把这种理念落实到行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引入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的同时,可以借鉴合法预期理论的长处,使得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周延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     

Gender, Judging and Job Satisfaction

Though the overall numbers of women judges remain small, higher proportions of women have been appointed to many lower courts in common law, and particularly in civil law, countr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experiences of judging and judicial work differ among women and men magistrates in Australia’s lower courts. The particular focus i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work as judges. In so doing, it helps build up a picture of the extent of the gendered nature of the judiciary as an occupation. Measures of overall job satisfaction identify few gender differences; more refined measures highlight areas of diverg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magistrates, suggesting gendered experiences of judicial work which result from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cupation, as presently constituted, rather than the nature of judging it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