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司法》修订中商事连带责任的重构——基于“连带”的历史发展脉络

我国《公司法》存在用连带责任替代连带之债、连带责任与无限责任、补充责任混同使用的现象,给理论与司法实践造成困扰。究其原因是对商事连带责任与民事连带责任的关系界定不清,对公司法中的商事连带责任制度缺乏体系化思考与精细化设计。连带之债起源于罗马法的整体之债,形成于中世纪注释法学的理论抽象,发展于近现代民法。近现代商法将法定原因连带责任引入商事规范,构建了商事连带责任制度。商事连带责任与民法连带之债共同具有给付与清偿的整体性特征,但商事连带责任也具有自身的商事特性。由于商事信义义务的道德标准高于民事诚信义务,商事法定连带责任相对于民事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基于商事领域的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商事连带责任可为有限连带也可为无限连带。我国《公司法》未来的修订应在我国《民法典》连带之债规定的基础上对商事连带责任进行体系化贯通,谨慎设定法定连带责任,厘清连带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关系,对有限连带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连带清偿责任与补充清偿责任进行细化区分。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类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治安行政法律义务(责任)的行为。其违法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并非一致,责任承担方式也非仅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治安行政执法理念由惩罚性治理向综合性治理转变。     

《北京公约》中的“非法运输危险物品”犯罪分析

“非法运输危险物品”犯罪是《北京公约》制定过程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是否超越了“民用航空安全”的限度、是否与其他公约类似规定保持统一以及是否明确了行为人的“知情条件”三个方面。与此同时，这一类罪名涉及到与国内刑法衔接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基本能涵盖公约中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的犯罪种类。但是，当前《刑法》一方面缺乏对“核材料”等概念的明确界定，另一方面“危险物质”种类与公约存在一定差异——难以涵盖生产特殊裂变物质的设备、材料或生化核武器的重要设备等物品，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     

论德国刑法典中的“不实施救助”罪

从德国刑法第323c条＂不实施救助罪＂的法律性质、处罚基础、保护的法益以及构成要件来看,其处罚的不是违反风序良俗的行为,也不是保护人类之间的团结一致,而是保护身陷紧急状态下的个人或公共法益。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前提已经存在,立法疑虑也可以通过对德国刑法第323c条的分析得以排除。所以我国应该参照德国成功的立法例设立见危不救罪。     

行政违法追诉时效与法律适用问题

行政违法追诉时效仅以违法行为过程为标准难以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为此,应辅之以危害后果为时效起算、认定违法行为的标志才能解决实践中的一些执法难题。     

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存与废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德国法系特有的概念，并形成了不同的界定理论，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在侵权法领域，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共同说，随着关联共同说的发展，该理论基础受到极大挑战；且其制度本身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难以承载其所该有的目的价值。     

危险驾驶案件实证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设计较为简单,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法律解释,实践中各地把握标准不一,执法差异明显,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本文对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危险驾驶案件进行了实证调研,就进一步完善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提出了积极的构想。     

从薄熙来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

从薄熙来严重违纪违法腐败堕落案件中应该吸取如下教训: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持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必须坚持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党的执政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必须坚持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确保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新型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以刑事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视角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刑事指导性案例具有重要的地位。刑事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认定与刑罚裁量等有关法律问题,采取提炼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的方式,确立了有关司法规则。本文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对象进行规范分析,重点研究裁判要点,认为这一裁判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意见的重复,案例指导制度的设立初衷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本案,发现一些在阅读条文化的司法解释时不能得到的收获,尤其是具体的案情对于我们理解司法解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对向犯理论的适用：向制假者购买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不应定罪

购买伪造的身份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需要;向制假者提供身份证信息并要求购买该伪造的身份证的行为不能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是对向犯理论的当然适用。向制假者购买身份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是一般违法行为,但利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从事其他活动触犯刑法的,则另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