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罪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新探

如何区分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历来存在争议,尤其是1997年刑法典实施后,针对八种加重抢劫情节是否存在未遂问题,刑法理论更是聚讼不一。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争议应立足于法益保护,立法者制定任何一条罪刑规范都有其欲意要保护的法益,只有当这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时,才成立犯罪既遂。据此,普通抢劫罪和加重抢劫罪除抢劫数额巨大、多次抢劫外,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判断标准。     

医疗机构在医药产品侵权中的责任研究——以中外对比研究为重点

由于医药产品在医疗活动得到了广泛应用,医药产品侵权问题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世界各国对医疗机构在有缺陷的医药产品侵权中是否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不承担产品责任,而由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按照严格责任原则承担产品责任。这一做法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二是,医疗机构通过提供医药产品获得经济,其行为性质与销售无异,因而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按照严格责任原则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种做法以欧盟为代表。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第二种做法。本文采用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原理对《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连带责任产生外部法律效果和内部法律效果。就外部法律效果而言,对医疗机构和生产者同时适用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患者既可以向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就内部法律效果而言,对医疗机构和生产者分别适用过错原则和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即医疗机构在经患者请求赔偿其损害后,如果对医药产品的缺陷没有过错,可以向生产者追偿。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在倾斜保护患者利益的同时,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医疗机构应当积极应对。     

身份犯视野中的主从犯认定问题

主从犯的认定往往涉及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定性等基本问题,只有在身份犯的视野下阐述共同犯罪的性质、范围及罪名认定,才能为合理界定主从犯提供充足的理论根据,并进一步地解决好诸如身份犯是从犯,非身份犯是主犯时,从犯如何认定;身份犯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时,如何认定从犯;共同犯罪的主体分别具有特定身份时,如何区分主、从犯等刑法理论及刑事司法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单位犯罪双罚制依据新论

我国刑法理论中对单位犯罪双罚制的解释众说纷纭,并且相互矛盾。从刑罚目的论解释单位犯罪双罚制的依据,解决了这种理论基础上的矛盾,在同“罪责自负”原则价值趋同的基础上得出双罚制是“罪责自负”原则的例外,是在刑法理论原则和刑法目的实现的博弈中得出的权宜之计。     

贩毒集团的亚文化

本文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通过分析贩毒集团之间、贩毒集团内部的亚文化,揭示了这种类型亚文化在贩毒集团中的运作模式,以及这类亚文化无情与虚伪的本质特征。     

关于《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法律解读

海峡两岸司法互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对推动两岸司法互助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意义。与之前两岸签订的有关法律文本相较,该协议文本内容规定的司法互助具有综合性、制度化和去政治化的特点。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两岸司法互助步入法律正轨,协议的性质及其内容本身的筒约性,两岸不同的法律文化和诉讼制度,以及台湾的政治格局都将构成对协议内容实现的诸多障碍。应关注协议签订后的两岸后续行为,以促成协议内容的法律化,推动两岸司法互助的发展。     

广安市农村老年人性犯罪的调查

当前,老年人性犯罪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的一种性质恶劣、影响极大的犯罪现象。在调查四川省广安市农村比较突出的老年人性犯罪这一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农村老年人性犯罪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从表面上看,老年人实施性犯罪是为了满足其性欲,而在实质上,老年人更多是想通过这种犯罪释放他们的"畸形"心理需求,以引起政府、社会、家庭等对他们的重视和关注。对老年人性犯罪的对策应当重在预防,而非打击。     

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兼论受贿罪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区别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以特殊主体为重要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对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根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的规定自 1979年以来有几次变化 :一是要严格限制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二是应当依法确定受贿罪犯罪的区别及受贿与贪污罪的区别     

福建省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问题研究

重新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刑满释放人员违法犯罪思想根深蒂固、社会控制力弱化、改造存在缺陷、出狱人员保护措施不力等因素,导致我省重新犯罪率上升,犯罪种类多样化、新型化,犯罪手段职业化、团伙化。预防和控制重新犯罪必须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完善刑满释放人员保护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