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高校图书馆综合管理能力的思考

高校图书馆管理事关其职能的发挥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进程,只有提高高校图书馆的民主管理能力、依法管理能力、科学管理能力,才能提高其综合管理能力,才能促进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民党政府时期湖北监狱管理制度研究

监狱制度是实施监狱管理的重要工具。国民党政府时期,湖北监狱管理沿用清末旧制,继而又大量沿用北洋政府的监狱管理制度。司法行政部、湖北高等法院及其所属监狱也都制订和颁布劳役、收监与戒护、分管分押、教诲教育等管理制度。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湖北监狱制度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独裁工具,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黑暗与腐朽。     

关于构建公安院校虚拟实验室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院校的实验教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难题,建立虚拟实验室是解决其中难题的一种有效方法。文章根据虚拟实验室的相关定义,结合虚拟实验室的功能特点和公安院校实验室的实际情况,对公安院校虚拟实验室的构建进行探讨。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增长与公安行政执法

在公共选择理论下,政府行为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要不断地满足公民的权利吁求的。公众对公安机关直接强制行政行为的反感,促使公安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摆正位置,开发和运用多种具有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和服务措施,既达到了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推行治安管理的目的,又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公安行政执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Does Moderation Pay in a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The Marginalisation of the SDLP in the North of Ireland

A central question in the debate between “centripetalists” and “consociationalists” concerns whether power‐sharing arrangements provide incentives for moderation. This article helps to formulate an empirical answer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electoral declin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 (SDLP) following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GFA) in the North of Ireland. Drawing on primary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key player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DLP were electoral losers under a system of ethnic out‐flanking. Sinn Féin has successfully presented itself as the “greener” and more robust representative of nationalist interests, whilst simultaneously moderating its message and operating the institutions of Northern Ireland. Sinn Féin has taken ownership of the GFA and has positioned itself as the party best able to ensure its delivery. Sinn Féin’s rights‐based agenda, and vibrant electoral machine, has resonated with the nationalist electorate who are less sure of what the contemporary SDLP stands for.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运行效果的考察 ——基于383份判决的分析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考察2012年1月至2019年1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383份裁判文书,发现侦查人员出庭率低、出庭作证效果不明显。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运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立法规范的模糊性、检察机关的消极态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愿低。应采取以下措施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明确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作证的诉讼法后果、强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等。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西北干旱地区农村集蓄雨水的所有权困境及路径分析

西北干旱地区缺乏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降水资源不丰富并且年分布不均,所以把有限的降水集蓄起来加以有效利用就成为解决当地农民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实践中通过集蓄利用雨水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实中已经出现了集蓄雨水的买卖问题,尽快明确这部分水的所有权性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对集蓄雨水所有权主体归属及集蓄雨水工程的所有权主体界定等一系列问题在学术界和法律实务中却较少关注,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影响甚至阻碍西部干旱地区农村集蓄雨水工作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