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gligence Standard: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This contribution distinguishes two kinds of responsibility: the basic (or ‘metaphysical’) kind that we all inescapably have as functioning human beings; and the assignable (or ‘political’) kind that connects each of us with some particular tasks, and not with others. Having explored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in particular the role of law's authority in connection with each,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the negligence standard, especially but not only as it figures in tort law. Recently, several philosophers have attempted to find a role for the negligence standard in the metaphysics of basic responsibility. This contribution resists that development and stands up for the traditional lawyer's view that the negligence standard belongs to the pliable politics of assignable responsibility. Basic responsibility, it is argued, is fundamentally strict.     

司法诚信的制约因素及实现路径——以刑事司法为视角

司法诚信是指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通过自身诚信的司法活动达成的司法行为和司法结果为公众认可、相信的状态。司法诚信问题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司法状况与公众司法需求的差距问题。司法诚信问题的成因既有司法主体、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等司法活动各内在影响因素方面的问题,也有社会公众、社会发展变化等各外在影响因素方面的问题。着眼于制约司法诚信实现的各影响因素,分析、梳理我国司法诚信问题的状况、成因,并探索解决对策有利于切实提升我国的司法诚信水平。     

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

人类司法经历了由“神性法官时代”向“理性法官时代”的发展 ,而法官裁判的方法论一直是受到关注的问题。近代以来 ,法官裁判的方法论已成为法官职业自治乃至于整个法治的基本前提之一。这种方法论不能以单一特质来加描述 ,它是逻辑、经验、技艺、哲学和艺术五大要素的复合体 ,这些特质的整合与统一可以造就出理想的法官 ,塑造法官职业的辉煌。     

对抗制改革中的司法机关

在我国刑事审判的对抗制改革中,对我国的司法机关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认识、定位和塑造,是一个十分现实、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抗制改革中,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处于齐步改、同步变的过程中;改变最大的将是法院和法官,由职权制下的积极主动的审判者角色,转变为消极、中立的仲裁人身份;法院和法官的消极和中立不能或主要不能由法院和法官单方面自觉实现,而是在各方的互动下,客观上趋于消极,走向中立;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也将减弱其身份在职权制下的职权色彩,发生类似于一方当事人的变化,但是,我国的检察官不应该当事人化。     

新加坡少年司法制度刍议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已建立起以儿童福利为导向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借鉴普通法系国家少年司法立法与实践的基础上,新加坡少年司法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体系与结构,并在未成年人保护与未成年人犯罪矫正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其某些做法可为我国时下的少年司法改革提供一些难得的域外借鉴素材。     

公共性控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省察与实现路径

政府环境责任以公众环境利益为指向,以公共性为价值追求。政府环境责任的确立是行政伦理道德、政治合法性与权力合法性的客观要求。我国目前的政府环境责任一方面缺少法律规范的支持,另一方面表现出一些与环境善治不符的病症。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要求责任理念回归公共性、公共环境利益明晰化,并从具体制度规范上予以配合。     

论回避宪法判断原则

作为"权利的宣言书",宪法最明快地保护人权,理当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即使在宪法审查制度发达的国家,法院在引用宪法上也恪守消极主义立场,尽量回避宪法性判断,在法律层面上处理案件,充分尊重普通法律的稳定和立法权的独立.然而法律的制定常受现实的影响,从而忽略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盲目坚持回避宪法判断的原则,就会姑息纵容损害基本权的立法行为.所以当基本权受到明显的、持续的、严重的侵犯时,各国法院仍会积极适用宪法判断.这一点也值得国内实务界和学术界适当借鉴,以应付以宪法为诉讼依据的案件和事件.     

司法能动的软法之治

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司法者需要在司法过程中发挥司法能动性,但过分司法能动又会损害司法权的地位。治理司法能动的手段可以是硬法,但更多的是软法。软法治理就是要通过普遍认同的方式来谋取司法裁量的正当性,并寻求多种治理路径,通过建立一定的软法保障机制,发挥软法的＂软约束力＂,推动司法目标的实现。     

科学标准在社会和法庭科学证据中的应用

在当今的司法程序中越来越多地应用科学技术来证明争议事实,但这种应用也存在一些争议和问题。有关证据和证明程序规则的存在．在本质上,并没有同科学证据的应用和采纳在任何方式上存在冲突。相反,如果存在非认知性的程序规则,其结果是这样的规则应该被撤销。除了物理、化学、工程学和遗传学等“解释性科学”得以广泛应用之外,心理学、社会学...     

论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作为法院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理由,在行政权不断扩张的今天．该规定的内容使得司法权可以对行政主体的栽量活动进行审查,为防止行政权行使的肆意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行政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的内涵与表现形式等基础理论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相对一致的学说理论没有形成;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导致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滥用职权”的标准难于把握,不能、不愿也不敢适用“滥用职权”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试从“滥用职权”的不同认识出发,梳理之间存在的核心争议点,进而根据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分权制衡,界定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与深度．以期明晰在司法审查中法官需要把握的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