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融合

产业集群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区域创新体系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两者存在必然的联系。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区域创新体系。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需要,必须加快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有效结合,提高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康区藏族宗法文化形态简论

康区藏族的传统文化 ,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专题 ,但至今还没有从宗法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问世。本文运用历史文献和调查资料 ,从部落聚居、政教联盟、继承制度及人生礼仪等四个方面论述和分析了康区藏族宗法文化的表现形态 ,有益于康藏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权力多元下的乡村"法律"实践

权力多元主要是指存在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共同形成的多元存在状态.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是多元权力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的结果.权力的多元化要求社会规范的多元化,我们要重视和逐步适度放开社会自治自律规范的功能,否则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多样化价值追求和克服国家法的局限性.     

浅析我国清代的调处制度

调处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独特现象,是中国独特的法律文化,起源很早,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明清时至臻完善。调处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以及制度环境等诸多因素,它对维护封建社会的家庭、财产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巩固基层政权起过积极作用,但对人们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以及健全法律制度等方面却起着阻碍作用。     

从广义维度看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形态

政治实践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从立体结构的视角来看，政治实践发展的主流形态表现为“社会政治实践-国家政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轨迹；而从政治主体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表现为“氏族型政治实践-阶级型政治实践-人民型政治实践-人类型政治实践”整合性推进的历史沿革。     

乡族与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

乡族在近代中国基层水权运行与水权纠纷解决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较大的乡族会利用优势地位，控制水源、操纵水权分配、掌控水利组织、主导水利祭祀、垄断水权资料，进而控制地方社会。同时，乡族对水权运行和水权纠纷的态度以及配合程度对水权管理的影响极大。水权纠纷解决之后所面临的执行问题，对地方水利社会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分水方案对某一乡族不利，则会采取一切措施阻挠相关方案的实施；反之，则会积极配合。因此，乡族对水权运行、水权纠纷解决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利于水权运行的一面，又有阻碍水权运行的一面。     

改革年代侨乡社区的宗族组织与政治过程

改革年代的侨乡宗族组织得到了复兴和发展,但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中已经丧失了其社会控制的功能,相反,个人、家庭、家族、村级地方基层政权以及各类自愿性社团组织等对村落社会的结构和权利进行了分割和重组。一方面,国家逐渐淡化行政监督权力,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实施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社区中的个人、家庭和自愿性社团积极介入村落社会的政治实践过程。家庭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新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村落社会政治权利的分配过程,它演变成为了村民主张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策略单位。     

秦朝甘肃世家大姓志

秦朝时期,甘肃地区分布着一些世家大姓,这些望族对后来的甘肃历史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对其姓称进行了考证。     

以晋商常家为个案探讨“儒商”商业伦理特质

儒商是"崇尚儒家学说并以儒家思想指导经商实践且有所建树的商人".与其他商人相比,儒商具有自身的商业伦理特质,明清时期的山西榆次车辋常氏家族就是儒商的典范.常家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将儒商大义与商家的逐利有机结合,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策略的融合,诚为一代儒商.     

宗法血亲礼制与城邦公民法制——先秦与古希腊社会结构比较研究

由于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主导性作用,先秦与古希腊社会通过分别承扬原始氏族制度中血缘关系与民主习俗两种不同的因素,形成了宗法血亲礼制与城邦公民法制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导致了血亲等级与血统等级两种不同的血缘等级制度,对于中西社会结构的后续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