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严管效能渐趋式微及对策——从刑罚宽严相济视角解读

对极少数抗拒改造、行为恶劣的罪犯实施严管是保证监狱改造秩序,促进这部分罪犯改恶从善的必要惩戒措施,就狱内违法违纪的惩戒而言,它的指向并非是绝大多数积极改造的群体,它涉及刑事处罚的再犯罪毕竟少之又少,故严管措施确有其主流手段及相对严厉的惩戒效能。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执法管理者的力不从心,严管罪犯的"不过如此"心态,严管效能渐趋式微。通过数据统计和理性分析,从宽严相济的视角出发,在罪犯心理、监狱相关措施、执法体系及教改手段等层面进行诱因探求,并在对策层面作一些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在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逻辑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对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扬弃,它不仅与刑法规范的特点、结构、内容相一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满足了我国刑事法治目标与罪刑法定原则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要求,适应了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特点,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立场。     

刑法中不履行债务行为犯罪化现象之分析

我国刑法将不履行债务行为犯罪化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符合犯罪的本质属性,符合国外的相关立法例。但债务不履行行为的犯罪化并非无任何限制。应当遵循个别化原则,以债的履行为主要目的,对侵害涉共同利益和主流价值的债权行为加以规制,并配以轻刑。     

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实践路径探析--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罚轻刑化是人类社会法律制度进一步关注人权和走向文明的体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笔者通过对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我国刑罚轻刑化的现状分析,着重从立法与司法层面将历史上重刑主义与轻刑政策加以比对和研究,以增强轻刑化观点的可信度与可行性,为我国刑罚轻刑化实践路径在制度构建层面夯实理论根基。     

试论对弱势群体型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对业务过失犯罪处罚孰轻孰重,进行统一的考虑是不合理的,应当在业务过失犯罪内区分弱势群体型业务过失犯罪和一般业务过失犯罪后,加以分别讨论;弱势群体型业务过失犯罪这一概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一般业务过失犯罪应该适用较重的处罚;对弱势群体型业务过失犯罪应该适用较轻的处罚.     

试论卫生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确立

在卫生行政处罚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卫生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导致案件质量参差不齐,卫生行政机关办理的案件因为待证事实不清而得不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卫生行政处罚作为卫生行政执法领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如何进一步规范卫生行政处罚证据制度以及确立卫生行政处罚证明标准问题,尤为重要。本文通过阐释卫生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概念、存在问题等,进而确立卫生行政处罚证明标准。     

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研析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我国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但却没能有效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现状起笔,分析日前国内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不足,并从道德建设、行政处罚制度、民事赔偿制度、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平衡城乡执法力度等角度努力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     

商业贿赂犯罪态势及其惩防体系构建——以江苏为例

当前,商业贿赂作为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并呈现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从江苏地区近几年查处的情况来看,此类犯罪案件具有重点领域高发、大案要案增多;犯罪主体多变、作案手法隐秘;群体犯罪加剧、期货性质凸显;职务犯罪突出、窝案串案交织等动态特点。同时表现出发案领域拓展、行业特征明显;组织程度提高、侵害对象模糊;关联犯罪增多、社会危害更烈等发展趋势。根据当前商贿犯罪的动态特点及发展趋势,应建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防治商贿犯罪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商腐现象的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