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 政府定位与“新的法律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     

中日东海争端中自然延伸原则的重要地位——基于权利和划界规则之间关系的视角

在法律适用上,当双方大陆架权利主张不同时,权利界限的划定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两个权利主张必须是等价的,相对抗的,并因此导致权利主张重叠。否则,通过大陆架权利制度已经分出权利主张之优先顺序,划界将不成为问题。更没有必要(尽管不妨碍)适用划界规则。中日争端的主要矛盾在于明确权利制度中不同权利主张的法律上的效力而非划界规则的适用。中方的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这一权利主张,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有充分的依据,其重要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     

过失危险犯之存在性与可存在性思考

决定某类过错行为 ,包括过失危险行为在内可以犯罪化的基础不是主观过错 ,而是危险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犯只能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法益的犯罪中 ,由于公共安全法益本身的特殊性 ,这类法益价值的外延已经突破其本身的价值而及于它的安全性 ,即威胁它的安全就是侵犯它的价值 ,而使过失危险行为具有直接侵犯公共安全法益价值的本质 ,进而具备犯罪化的报应基础。设立过失危险犯与刑法谦抑原则不冲突 ,反而有利于刑法诱导和刑法忠诚。     

论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定位——兼驳律师事务所为中介机构之定性

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演变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现又把律师事务所定性为中介机构.为正本清源,从律师工作的目的、任务、法律业务入手,参照国外先进律师制度,批驳了律师事务所为中介机构之定位,提出应从本质属性上予以定位的建议.     

两轮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驾驶员损伤特点的观察

目的 观察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的损伤形成规律,探讨此类事故确定驾驶人员的法医学依据。方法 对2000年至2002年北京地区408例2人同乘一辆两轮摩托车发生事故造成摩托车人员伤亡的损伤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 两轮摩托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在驾驶员腹部、会阴部、大腿内侧、胸部、面颈部、小腿胫前会形成能反应摩托车特定致伤部件的特征性损伤,而乘员在这些部位的损伤多为摔跌形成,难以反应摩托车特定部件的特征。结论 在两轮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中,伤者身上反应的摩托车特定部件的特征性损伤,可作为判断两轮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驾驶员的依据。     

“法律”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实践的交流中比较考察

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试谈《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进步

《行政许可法》的进步表现为以下方面:在形式上,章节合理,总体平衡;在精神上,体现了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重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针对性强;内容明确、具体,操作性强;注重制度创新,并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默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法系适应性之探讨

默示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的特有制度 ,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一般只规定不安抗辩权 ,它是作为双务合同的特殊效力规定于合同的效力部分。之所以有此区别 ,其原因在于大陆民法体系追求体系完美、逻辑严密而在保护合同一方当事人中煞费苦心 ,而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可以判例形式创设一项新的法律制度 ,即特殊的违约救济制度———默示预期违约制度。     

论我国人口政策的法制化建设

全国和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为了应对现行人口政策出现的问题,各地区对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订修正,以适应人口政策转型升级的需要。     

论西部开发中投资环境与生态环境营造的法制协同

西部大开发首先需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这是由西部的地域特点、民族特点及经济的落后性决定的。同时 ,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又要求西部大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把投资环境的改善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依法协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