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与现实悖反：我国机关法人之定位与重构

虽然国内外主流公私法理论基本认可国家主体性二元结构理论，大陆法传统更是认可国家的法人地位而否定国家机关的法人资格，并在立法上形成了公共机构非法人化的事实，但我国受前苏联国家特殊民事主体理论和国家机关法人理论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立法和理论上认可了国家机关的法人地位并延续至今。我国这种国家机关全面法人化的立法事实不仅与世界范围内存在的非法人化潮流形成逆反，造成公法人向私法的遁入，而且与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机关的非法人化形成悖反，使机关法人的独立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虚名。因此，在界分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将国家机关的行为主要限定在公法领域，从而在私法领域中原则上否定其独立法人地位，只令其具有辅助国家私法人格与公共职能实现之作用，只有为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职能之必要时，例外地承认其独立法人地位。     

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数学的特性和认识功能决定了数学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数学方法、数学观念、数学精神都对法律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数学为法律科学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增长和法律文化的进步     

论WTO法下的中国法制变化

中国入世后在WTO法的约束下,较快地完成了将WTO法转化为大量国内法的艰巨任务。中国入世所引起的国内法制的直接变化和法治观念的间接变化,不亚于30多年前中国法制的重建。WTO法所包括的协定尚无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中文本,对于国内实施带来诸多困难,但是,中国依然通过对应式、归纳式和分散式三种国内立法转化WTO法而履行了实施义务,并由此促进了中国法制透明度的增强与法治观念的变化。诚然,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而言,为了进一步适应WTO法,中国《宪法》的缔约规定亟待修改,WTO法在国内的司法解释应予进一步规范,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应予理顺。     

浅析男性相奸的去罪化

从刑法的视角看,男性到底能否被强奸?是个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现行刑法并没有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所以,司法机关运用法律解释、或者其他变通等方式对加害人进行刑事惩罚时,就有类推定罪的嫌疑。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生活事实的现实世界与法律的规范世界产生了某种不协调。但从立法史的角度追问立法者的原意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表面上的法律漏洞实则可能是立法者的故意。     

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现代税收

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对传统税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现行税法,补充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完善税收征管工作,强化网络技术,增强追踪功能,最终实现税收电子化。     

行政权的正当性证成——控权—服务论理论合理性

正当性问题具有普遍性,行政权的正当性命题是行政法的根本命题。行政权需要为自身的正当性辩护,从目的和发生的进路证成自身存在和运行的合目的性及合规律性。控权-服务论认为,行政法兼具控权功能与服务导向,为行政权的正当性确立了政府有界、服务为魂、政府有责、过程可控四大正当性标准,从而推进行政权从强制到权威的转变,证成行政权的正当性,同时,也证明了控权-服务论的理论合理性。     

国防征用权与私人财产权平衡的法理考量

国防征用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是国防征用活动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国国防公共权力的法律表达,国防公共利益是其存在的“合理内核”；私人财产权的当代“扩张”,使其与国防征用权客观上发生着冲突,此冲突的实质是其背后国防公共利益与私人个体利益间的冲突.作为两种表达差异的法律权利,两者冲突表象下亦蕴含着平衡的诉求.     

关于“村财乡管”的思考——基于辅助原则的分析

根据辅助原则，只有在下层共同体需要更高一层支持的时候，更高一层才能予以干预。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国家内部各级政府之间形成递升的辅助关系。按照辅助原则的要求，村财乡管应该属于监督权的范畴，在此范围内的监督属于合法，突破此范围即属于侵犯村民自治权，属于违法行为。     

论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

法律文化是指人类在法律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世代相传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律现象的总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是法律制度存在、发展、并使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法治现代化的精神资源。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在于:它是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根本利益为核心目标的价值体系、以确立社会和谐为基础的理想价值体系和以保障公正确保法律安全为目标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构建现代法律文化需要强化民本立法思想,确立司法职业化,加强法律人的职业导引作用,促进公民自觉守法和良性心理反馈机制的形成。     

社团自治离不开法律?——以社团规章的司法介入为例

社团规章是社团成员博弈的产物,必须接受法律控制。但如果法律对社团规章的控制过于严格,将影响社团自治的活力和能力。在保证社会基本法治要求的前提下,应将法律对社团自治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引进司法权的介入,同时应以限权审查和程序审查为切入点,以基本法律原则为判断标准,来实现司法对社团规章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