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数学的特性和认识功能决定了数学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数学方法、数学观念、数学精神都对法律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数学为法律科学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增长和法律文化的进步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论证与理解——以风险刑法理念为理论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已在民众的呼声中顺利通过,但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来说依然任重道远,如何论证和理解法律规定成为关键。以风险刑法理念作为理论基础创建的危险驾驶罪必须合理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契合问题,以彰显以人为本的现代刑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和理解犯罪构成,并检验刑事法律后果,从而提出可行性的立法和司法方案。     

强化法律监督,提高检察公信力

除诉讼监督、职务犯罪监督等传统监督以外,检察机关还应当强化以监所监督、行政监督为重点的法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大胆运用检察建议、案例指导等多种方式;大力提高干警政治、业务素质,加强基层检察院和检察文化建设,从而全方位提升监督能力和水平,实现检察工作服务科学发展与自身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提高检察公信力。     

莫让“爱心”变“伤心”——爱心捐助余款归属的法律分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对传统美德的继承,随着爱心捐助活动的频繁,捐助款额的增大,伴随而来的剩余款项纠纷也日益增多,而此类纠纷大多由于爱心捐款的余款归属而引起,而我国法律对于此处的规定,尚处于模糊的状态,且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未有统一惯例,应从爱心捐助的行为性质、爱心捐助行为中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着手,立足于现有法律的规定和理论的发展,分析爱心捐助中剩余财产的归属问题。     

“债随物走”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企业转投资案例为焦点的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通过司法解释创造了债随物走规则。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常适用于企业将其重大资产对外投资的交易。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这一规则是对法人财产独立制度的违反,主要以继受人责任和公司分立作为对该规则进行限缩解释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一规则,截至2018年9月的全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在企业对外投资情形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有其现实的考虑,其决定性因素包括债权人的类型与新设公司外部投资者的数量。现有相关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现有理论相比,资产分割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分析债随物走规则的制度成本与收益,也更契合目前我国的司法经验,可以为这一规则未来的适用提供指导。根据法院的判决经验与理论分析,法院应仅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之债权人明显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且资产受让公司外部投资者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法教义学的基本功能:从刑法学视域的思考

中国法学界系统地研究法教义学之功能的专门作品目前尚很少见。研究法教义学的功能,旨在回答法教义学的服务对象问题。若其功能不明,则必然会引发立场、方法与主体性之争,导致法教义学成为一种无底盘的游戏。法教义学乃是法学家针对规范适用、规范评价、规范塑造展开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储备,具有司法与立法两个基本面向。其中,司法面向的法教义学具有三重功能:个案的妥当性解决、案件处理之间的协同性与理清社会发展的理想。立法面向的法教义学则是通过教义分析,明确法规范中存在的矛盾之处、有违明确性原则之处或处罚漏洞等,从而促进立法改进,确保法律良善。     

从“非正式帝国主义”到“法律帝国主义”:以近代中国的境遇为例

近代国际法理论框架下的非正式帝国主义,由最初的自由贸易模式扩展至政治、司法等诸般间接控制样式。在非正式帝国的塑造中,合乎国际法规范的条约具备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的意义,即破除正式领土帝国的堡垒,重建非正式帝国的藩篱。法律无疑是实现非正式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而它本身也成就为非正式帝国主义的一种典型形式——法律帝国主义。以近代中国的境遇为例,法律帝国主义所表达的,正是在政策指引之下,借助条约规定方式,以治外法权为基本实践手段,通过司法机构的跨域构建以及法律职业人士的身体力行,以最终达成西方法播散的整体过程。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统一的深刻历史意蕴

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统一的理论原则的历史意蕴 ,首先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辨识上 ,人类社会所处的历史大进程不等于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 ,决定着现实的、具体的革命纲领有国家的、民族的特色。对社会主义历史方位正确的辨识 ,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动态的、长期的过程。两个纲领相统一的历史意蕴还聚焦在无产阶级政党对历史使命的肩承上。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把握历史的未来走向 ,而且必须契合社会的发展 ,不断地揭示和承担起现实的历史使命。两个纲领统一的历史意蕴更进一步地展现在社会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科学把握上 ,这是避免“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关键。     

多数暴政新解——兼就《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多数暴政”问题分析》一文与王俊拴先生商榷

密尔以自由为逻辑起点,对多数暴政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多数暴政是指世袭贵族和商业阶级运用国家制度和公共舆论对知识精英的一种侵害.其理论贡献在于对多数/少数的论述不自觉地区分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少数与数量上的多数/少数.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与少数之分以建立在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基础之上的谈判实力作为衡量标准,其多数即在民主进程中拥有强大谈判实力的人.数量上的多数与少数之分以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仅涉及数量上多寡的对比,其多数是指数量上的多数人. 两者的关系呈现2种可能一是两者具有重叠性;二是两者具有分离性.正确地区分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少数与数量上的多数/少数的意义在于2个方面一是澄清理论上的误解;二是指导具体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