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民知法守法的法律宣传

中国古代很早便推行社会性的普及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自先秦至明清,法律宣传形式多样,覆盖面广,代有特色,体现了古圣先贤以法治世、以法育民的智慧。有些经验对于当前的普法教育也有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如立法贵在简明,便于官吏习法执法、百姓知法守法;首重官吏,次及百姓;法律宣传逐渐制度化、法律化、常态化。     

检察官客观义务与司法伦理建设

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伦理的核心内容。实践中，检察伦理的缺失不仅会导致冤假错案和个案处理不公，而且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也无法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形成很大障碍。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义务，从客观义务伦理的内在要求和现实状况来建设检察机关伦理道德，并重点关注正义精神、公平意识、公益之心、法治信仰和诚信伦理。同时，还要认真研究检察官伦理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即尊重现实人性，固守“底线伦理”；发挥示范作用，形成“引导伦理”；重在制度建设，生成“规制伦理”；协调矛盾冲突，确立“至上伦理”。     

民事责任能力范畴分析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中的基础性概念.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要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该主体即拥有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隐含在民事权利能力之中,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资格三位一体,构成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分割的要素.民事主体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与该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认识能力无关.民事责任能力制度贯穿于合同法、侵权法等民法分则的各个组成部分,将其局限于民法分则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对民事责任能力的不当割裂.     

适用正当防卫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新《刑法》第二十条重新界定了正当防卫的概念,放宽了防卫限度,增设了无限防卫权,与1979年的《刑法》相比,进一步完善了正当防卫制度。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公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但在具体适用正当防卫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正确认定防卫意图,准确判断防卫限度,严格把握无限防卫权。     

城市化进程中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危机日益加剧,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多民族聚居的新疆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加快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与流失。城市化背景下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实现城市化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汽车试驾法律问题探析

汽车试驾是目前汽车销售商普遍采用的促销手段之一.由于当事人双方约定不明和法律规定不明确,汽车试驾过程中也经常就发生的人身、财产损害事故等发生法律争议.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在明确汽车经销商的法律义务的前提下来确定双方的法律责任,并针对试驾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     

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关于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有效治理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需要,存在主体范围狭窄、行为类型单一、处罚不协调、罪刑阶梯简单等问题,急需改进.在改进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时,应当坚持刑法的明确性原则、法益保护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刑...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