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 政府定位与“新的法律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     

中日东海争端中自然延伸原则的重要地位——基于权利和划界规则之间关系的视角

在法律适用上,当双方大陆架权利主张不同时,权利界限的划定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两个权利主张必须是等价的,相对抗的,并因此导致权利主张重叠。否则,通过大陆架权利制度已经分出权利主张之优先顺序,划界将不成为问题。更没有必要(尽管不妨碍)适用划界规则。中日争端的主要矛盾在于明确权利制度中不同权利主张的法律上的效力而非划界规则的适用。中方的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这一权利主张,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有充分的依据,其重要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     

过失危险犯之存在性与可存在性思考

决定某类过错行为 ,包括过失危险行为在内可以犯罪化的基础不是主观过错 ,而是危险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犯只能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法益的犯罪中 ,由于公共安全法益本身的特殊性 ,这类法益价值的外延已经突破其本身的价值而及于它的安全性 ,即威胁它的安全就是侵犯它的价值 ,而使过失危险行为具有直接侵犯公共安全法益价值的本质 ,进而具备犯罪化的报应基础。设立过失危险犯与刑法谦抑原则不冲突 ,反而有利于刑法诱导和刑法忠诚。     

我国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我国有倾向于质的差异说、倾向于量的差异说、倾向于质量差异说及双重性质说等四种较具代表性的行政犯性质学说。在我国,对行政犯性质的认定,则既要在立法上区分何种行为构成犯罪,何种行为仅构成秩序违反行为,又要在解释论上解决行政犯是否排除部分普通刑法总则的适用问题。     

再论环境资源法的伦理意蕴——以消费主义为视角展开

消费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消费模式已经为全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构成了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困境。因此,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困境,摒弃和超越消费主义价值观,取而代之以生态主义伦理观便成为人类寻求解决危机的必然之道。生态主义是环境资源法选择并设定的伦理基础,用生态主义诠释环境资源法的规则、规范是环境资源法伦理思想的应有之意。环境资源法的法治观、建构基础以及动态运行基础都是与生态主义相一致的。     

论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定位——兼驳律师事务所为中介机构之定性

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演变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现又把律师事务所定性为中介机构.为正本清源,从律师工作的目的、任务、法律业务入手,参照国外先进律师制度,批驳了律师事务所为中介机构之定位,提出应从本质属性上予以定位的建议.     

论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

法律行为是私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涉外法律关系中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问题尤为复杂,文章通过对传统上关于法律行为方式法律适用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以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     

新时期农民权益法律保护的价值诉求及制度构想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民权益状况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就在于漠视了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权利以及对农民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缺位。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农民权益法律保护的制度建设应作出积极回应。     

“法律”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实践的交流中比较考察

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类型化研究来看,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主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则主要通过立法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