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迪特·戈蒂耶笔下的李清照

法国女诗人茱迪特·戈蒂耶的《玉书》是最早的法译中国古诗集之一，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这本书中，茱迪特翻译了六首李清照的作品，并在前言中特别介绍了这位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给予极高评价。她对李清照的解读与译介既富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气息，又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改造，两位不同国度的天才女诗人相隔数百年后，在《玉书》中碰面，并产生了新的火花。     

“朴定阳事件”与中朝之间的外交纷争

“朴定阳事件”是朝鲜政府试图摆脱清政府的干预，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次外交行动。从1887年9月到1891年12月，中朝两国围绕着“朴定阳事件”，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反复交涉。清政府在阻止朴定阳出国、遵守三条规则（“三端”）、惩治朴定阳三个环节上，作出了诸多努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化为泡影，最后只得以“不得委以重任”、“不准再充使臣之职”为台阶，尴尬收场。清政府在这场旷日持久交涉中的唯一收获，就是阻遏了朝鲜政府遣使驻扎欧洲的计划，勉强维护了宗主国的体面。该事件反映了朝鲜政府对清政府后期全面干预政策的不满与抗争，昭示了朝鲜谋求国家独立的坚定意志。它作为一杆标尺，验证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失败。     

论李仁老的文学开创性及其重要影响

李仁老对韩国汉文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是韩国民族诗话创作的开拓者、韩国“八景文学”的开创者、陶渊明《归去来辞》的首和者、高丽诗歌关学的奠基者，正是他的文学开创性对韩国汉文学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形成韩国民族诗话、“八景文学”“和陶辞”等独特的文学体系，成为韩国文学史上的瑰丽奇观，李仁老对韩国汉文学的开创性使其成为韩国文坛的巨擘。他在这四方面的成就使其对韩国汉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     

“社会问题”的性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面向问题的提出,还面向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因此,社会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过程既不同于个人问题,也不等于个人问题的机械总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五四"先贤对社会问题的性质存在观念分歧,但都反对偏废"问题"和"主义",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三青团”与台湾光复

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奉命组建的"三青团",实际成为培养抗日、复台干部的组织,光复后又在台湾发展了大批"三青团员",为光复初期维持台湾社会治安和协助接管做出了较大贡献.     

李大钊:红色旅游的创始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时刻,在旅途中不忘先烈与国耻的李大钊烈士,尤其值得我们永久怀念。他酷爱并提倡旅游,注重在旅途中接受红色体验,在反思中成长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期我党的北方领袖;随着他自己也成为先烈,他的革命经历自然是中共党史上宝贵的首笔财富、红色旅游的首批遗迹。李大钊同志不愧为革命史的丰碑、当代红色旅游的经典品牌,允为中国红色旅游的创始人。     

论李清照词作意境美的时段特征

李清照词作的意境美在三个不同的阶段有其特征 ,前期表现的是直观感相的渲染 ,表现出的感情是单纯明朗而直接的 ;中期则含蓄蕴藉 ,优雅典丽 ,张扬生命的活跃 ;后期为深宏、凝重 ,反映出诗人寻求解脱旷达的人生境界和高尚的人格。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从“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劳工神圣”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这些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和后来发展成熟时期的革命纲领和行动宗旨。李大钊的“劳工神圣”思想主要是基于对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批判,它的主旨在于反对歧视和压迫广大的劳动人民和无产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的主要行动纲领和宗旨。毛泽东在发展李大钊“劳工神圣”思想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上,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革命纲领,从而领导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必须高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     

李大钊历史教育思想初探

李大钊历史教育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教育革新的产物。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理论上阐述了历史教育的内容、实质、指导思想、目的和方法等。其历史教育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历史教育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理论和进行新世纪历史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