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日常生活批判再辩护——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基本意义

列斐伏尔是一位“广为人知”而“罕为人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其他一些重要著作相比,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处于默默无闻状态。而实际上,本书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因为它是列斐伏尔毕生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专门而系统阐述的著作。《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抽象的哲学与艺术批判分析,第二卷则重新厘定了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建立了一整套批判现代性日常生活现实的哲学范畴体系与社会学方法,确立了日常生活作为“层次”或“平台”(level)而存在的理念,描绘了一幅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理想相区别的“瞬间的星丛”图景。     

犯罪控制论之犯罪时间

犯罪时间是研究犯罪控制的重要一环。由于时间的不可复归性,因此对时间的把握,无论是对犯罪实施者一方还是对犯罪控制者一方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犯罪时间,实际上就是研究犯罪发生的时间规律,为犯罪控制者提供一个较为明晰的参照系。     

人,一种追求意义的存在——弗兰克尔意义疗法述评

弗兰克尔意义疗法强调生活是有意义的;人有追求意义的意志;人有行使意义意志的自由。当这种追求意义的意志受到挫折时,有可能导致某种神经官能症。意义治疗就是要通过引导病人发现生活的意义达到治疗的目的。矛盾意向和去反思是意义治疗常用的技术。     

“半在尘世半为仙”：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儒、道哲学共同建构了林语堂人文精神的基础。一方面,他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实用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入理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林语堂对道家文化也推崇备至,认为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然而,在儒道之间,林语堂陷入“入世”与“出世”的“一捆矛盾”中。但智慧的他,“达”则于儒,“穷”则于道,亦儒亦道,亦孔亦庄,留其所当留,融会贯通,既执着于尘世中一切的“荣华”需求,又追慕庄子的“仙风道骨”,逍遥自由。“半在尘世半为仙”,成就了林语堂的信仰之旅。     

校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和碰撞

校园文化虽然以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存在于文化之林,但它却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它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弘扬与光大,传统文化是校园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石。今天的校园文化是一个充满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激荡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缩影与典范。     

民族精神：安顿民族生命的精神家园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其中,“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种新的表述。在科技发展El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文化思潮多元化的今天,培育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总有一些核心价值观念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共享,其普适性为全人类所认同。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构成民族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民族精神则是安顿民族生命的精神家园。     

汉代女性好儒风尚述评

儒学在汉代取得一尊地位,深刻影响着汉代社会,引发了明经入仕的学术风尚。汉代儒学主流化过程中,随之而起的游学、明经入仕,以及"明经行修"等社会风尚同样对女性产生了显著影响。汉代女性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明经入仕的潮流中,表现出对儒学的特别偏好和积极参与。从文化层面看,汉代女性对儒学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汉代儒家文化的普及化、学术文化的功利化,是女性对儒家文化入世情怀的认同和实践。     

论儒家“生生”理念及其衍生的生命伦理原则

“生生”理念是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的起点和基石.“生生”理念衍生出敬重、尽性、和谐三大生命伦理原则.敬重原则,即对生命起源的敬重、对天地间万物的敬重、对天地人相通的敬重.在敬重原则的指引下,悲天悯人,珍重生命就成为儒家的重要思想.尽性原则,即万物各尽其性分.它要求发挥人作为人以及物作为物的特殊作用,使天地正常运转,万物健康发育.和谐原则,即人要顺从自然以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其目的在于造就一种万物繁庶、社会太平、宇宙和谐的良好局面.     

Maids and mothers: Domestic servants and illegitimacy in 19th-century Australia

Historically, domestic servants have been overrepresented amongst women whose ex-nuptial pregnancy became a public “problem.” Despite such apparent vulnerability, female rescue-workers also saw domestic work as the pathway to redemption for such women. Drawing on extensive Australian data on single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in the 19th-centur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service and illegitimacy. While it will argue that the overrepresentation is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a product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domestic servant whose workplace was her home and whose continued employment was often dependent on maintaining high moral standards, it will also contest the viability of domestic service as a “solution” for the mother compelled to work to support her ch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