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时间配置

农民的生活时间配置情况可以由其结构、类型和特征三个角度加以描述。农民的生活时间结构包括生产劳动时间、生理必需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四个组成部分。根据农民在各项生活时间上的支出 ,可以识别出四种主要的生活时间配置类型 ,即多劳型、均衡型、多闲型和家务型。农村居民在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生产劳动方式等方面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不同 ,反映到生活时间的配置上也是各具特色     

中国制度传统的知识与生活基础

中国制度传统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不从人权立论,这一特征是知识生产方式和经验生活样式互动的产物。主客体交融、互渗的思维模式,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的文化结构,国家与社会的不平衡生活样态,共同缔造了中国的制度传统。     

儒家的义利思想及借鉴价值

义利观是关于义与利关系的基本观点。义利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命题。在历史上,儒家的义利观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影响最大。它的基本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以小生命融入文化和自然的大生命——钱穆“人生论”初探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主导倾向是批判和决裂,但仍然有一些思想家对中华文化怀抱着"温情与敬意",国学大师钱穆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在<晚学盲言>等论著中,钱穆以中西人生观比较为基本线索,以"士"(知识分子)为传统人生观的主要代表,以关于大生命与小生命、心世界与物世界、天与人关系的阐发为中心,全面、深刻地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理想和精华,成为当今中华传统人生观复兴,并与国外人生观积极因素相结合的先驱.     

关于色彩静物摆放初探

色彩静物写生是美术基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色彩画技能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早期的原生态政治面面观

中国古代早期的政治活动深深地渗透和贯彻在人们的饮食、两性关系、家庭亲情、身体等治序乃至生命快乐之中.以其“治道”与“身道”的彻底统一,以其对“生命和谐”至极宗旨的追求,体现为一种“祛政治化”的“原生态政治”.在不同的政治文明对话和重建人类政治文明的今天,“原生态政治”的重新发掘不仅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政治学的正本清源,也可为当今人类克服其愈演愈烈的“政治异化”现象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儒学与传染病隔离的互动发展

儒学长期积淀于中国人的思想，生成了家本位的理念，客观上也促成了以家庭为单位隔离病人的方式。然而由于传染病的剧烈及其传染性，人们往往躲避甚至遗弃病人，违背了儒学宗旨；相反，也有人捍卫儒家精神而拒绝隔离，这二者都反映了隔离与儒学的冲突。随着时代的发展，隔离作为科学的的防治措施逐渐为世人接受，这与儒学与隔离之间的不断交融、渗透具有一定的联系。     

何者为大：事亲、信神，还是爱人？——郭巨埋儿与亚氏杀子的案例比较

郭巨埋儿与亚伯拉罕杀子两个案例比较表明:像儒家那样坚持“事亲为大”的亲本主义立场或是像基督宗教那样坚持“信神为大”的神本主义立场,都有可能构成某些恶事恶行的精神支柱和内在根据;只有坚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关爱一切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的批判人本主义原理,才有可能克服特殊主义的内在悖论,实现普世爱人的崇高理想。     

“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钱钟书旧体诗二题

现代中国学人之所以逐渐做到了“学术的自觉和自律”,其直接原因有二:其一即传统儒者的政治主体在历史摧折中已不堪负重,因而在他们身上早期就潜伏的出世之想,迅速地成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生命需要;其二则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和分配体制在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型,不仅彻底扫荡了古代隐士们可以暂避风头的一切山中林泉,而且同时也直接摧毁了旧日世家残存的故居旧巢。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中钱氏的“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相对不易明见,那么在作为其“学之别体”的旧体诗作中,这些思想情感则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构成了他诗篇中最鲜明的特征。     

儒家“礼节教育”的根本精神及其适用于东方现代社会的可能性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确立现代东方社会合理的礼节教育，我们首先回到儒教传统而探索其相关资源及其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对儒教思想中的礼节根本精神及其实践德目的探讨，作为礼节的根本精神的“礼义”与具体的礼节仪式之间关系的探讨，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现代礼节教育相对于儒教传统的“变”与“不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具体讨论了儒教的礼节教育如何适用于现代东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