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价值观普世性问题的思考

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当今,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核心的儒学,仍有其普世性价值。     

“法表儒质”:清代刑名师爷理案原则初探——以“绍兴师爷”汪辉祖为例

刑名师爷是清代司法正常运作的重要角色之一,故而探讨其处理案件过程中的原则,是认识清代刑名师爷本人及清代司法理念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对“绍兴师爷”汪辉祖理案时诸如宁人息讼、详审慎断、准情用法、示民以信原则精神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其“法表儒质”特征。     

宋儒对儒家实学的复兴与建构——基于排佛、批佛视角的考察

儒家实学是儒学在思想内容上的学说化、在实际操作上的具体化、在价值目标上的明确化,其在宋代的恢复和兴起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宋代儒家恢复和建构实学过程中,往往将对佛教的排斥和批判作为他们展示、恢复、丰富、更新儒家实学的理由和资源。宋代儒家恢复儒家实学的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通过对佛教本体论的批判和否定,以建构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本体论;第二,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批判和否定,以恢复、确立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心性论;第三,通过对佛教伦理观的批判和否定,以恢复、确立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经世致用观念;第四,通过对佛教认识方法的批评和否定,以恢复确定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实测之学。     

托尔斯泰《艺术论》在中国

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作为世界一流小说家比较系统的艺术理论著作,以呼吁艺术同美脱钩,专事情感交流,且以宗教性和世界性为伟大作品的标准,在19世纪美学中独树一帜。《艺术论》在中国的接受,以1921年、1958年和2005年的三个中译本为界,可分别以人生的艺术、宗教意识批判,以及意识形态的重新认可为其标识。可以说,《艺术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大体也反映出中国一百年以来文艺理论的基本走向。     

日本如何接受“哲学”?

1591年在日本第1次出现了关于"哲学"(音译片假名标记)的记载;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在"希哲学"、"求圣学"这样的概念之外,日本人还尝试了"究理学"、"性理学"、"理学"、"理论"、"玄学"、"知识学"等各种各样的翻译。在这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理学"这一概念。但是,1874年(明治7年)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最终把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西周认为,儒学的特质在于将"真理"置于儒学之起点的孔孟之说,进而追求代代相传,永以为继。与之不同,西方哲学从根底上就不是以遵循传统作为前提,而是通过批判与检验把握事物的真相,获得真理观念。即认为真理始终是存在于发展之中。中江兆民关于"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的名言,反映出日本在经验的理论化这一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     

论慎刑理念对古代司法运行机制的影响

慎刑理念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司法文化中最能够代表主流司法理念的内容。所谓"慎刑"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施用刑罚要慎重从事。儒家秉持的人本主义,"仁政"理念,为政以德和"执中致和"等思想是慎刑理念发展延续的理论基础。慎刑理念主要在司法机构设置、司法官吏的执法要求和违法责任的追究、司法审判方式和原则、诉讼审判程序等方面对古代司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理念、制度的发生和存在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价值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代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A Life in Song

正Famed Chinese opera singer Hao Jiang Tian completes a special 30th anniversary recital From the opening notes of Hao Jiang Tian’s recital commemorating his 30-year career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elebrated operatic bass voices,including 19 years at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Opera,the audience could sense it was one of the singer’s most personal performances.The teenage Chinese factory worker with a"big voice"was transformed into a king of Verdi and Mozart,taking listeners through a repertoire of classic Chinese folk     

从中国国情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及其传统。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了解并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对于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理上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土地、农民、儒学,既是中国国情的特点,又塑造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到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中源"说,虽然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某种文化心态的反映,但也从某个侧面折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熟谙中国国情。由中国国情所塑造的中国文化背景,在自觉和无意识的双重意义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中日两国忠孝观的比较

考察中日两国的忠孝观,会发现在看似相近的表象下隐藏着各自不同的伦理要素。这一对道德观念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伦理体系及社会形态。忠、孝道德观念在两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意识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超验主义中的以道为体与以儒为用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超验主义哲学家和美国文艺复兴的思想领袖。在他构建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中,既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也积极的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汲取养料,接受儒家思想,并为己所用。虽未接触道家思想,却与之奇妙的契合,最终体现为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