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方守宫散辅助治疗晚期结直肠恶性肿瘤的疗效观察

目的 基于倾向性评分匹配法探讨复方守宫散辅助治疗晚期结直肠恶性肿瘤的疗效。方法 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将匹配成功的70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化学治疗）和观察组（复方守宫散联合化学治疗）,每组35例;比较两组患者瘤体客观疗效［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生活质量评分、免疫功能指标、安全性指标,并对生存期进行分析。结果 观察组ORR、DCR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功能维度（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症状领域（疲劳、疼痛、恶心呕吐）评分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血清CD4+T细胞、CD8+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水平,CD4+/CD8+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患者总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中位总生存期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相较于单纯化学治疗,复方守宫散与化学治疗联合应用能显著提高疗效,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化学治疗的毒性及不良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精神生活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将人的精神生活理解为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思维活动,从而使精神生活变成了抽象的逻辑思辨。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是在人的物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生活对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不仅为我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而且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全球化语境中的儒学困境及其未来

二千多年以来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主流化的儒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由于其自身的诸多内在缺陷与在西方主导语境的化霸权压力之下，处于一种弱势的困难境地。儒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其自身进行理性扬弃与创造性转化，同时要在同其他化交流中进行自我更新，积极主动地参与和适应全球化趋势，并且要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来扩展它的普适性因素与比较优势，通过走大众化与开放之路来推动化多元化与世界化的历史进程。     

为法律赢得神圣——中西法律观念的信仰基础反思

法律的存在离不开信仰的支持。西方法律的信仰基础成功地完成了从基督教到理性主义的转型 ,当代中国法律的信仰基础应该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公平与正义等信念 ,经过扬弃的儒家信仰可以作为合理的思想资源 ,被纳入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     

西藏“赔命金”制度浅谈

"赔命金"制度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刑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罚严重犯罪的刑罚手段,西藏民主改革以后被废除。现在该制度又在西藏民间部分地区沉渣泛起,严重地干预了司法审判,必须严厉取缔和打击。     

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

从秦、汉到唐,中国刑律发生了从法治到礼教、重刑主义到恤刑主义、法不阿贵到刑分等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是在齐儒阴阳学的主导下完成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把刑罚的作用置于礼教的从属地位。秦律奉行的重刑主义,在后世至唐的立法中逐渐被废止。秦律在法律适用上虽然做到了“刑上大夫”,但对各种犯罪仍然规定“同罪不同罚”。汉文帝后,“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逐渐复活,到唐律形成“议、请、减、赎、当、免”完整系统的法律适用体系,使礼治的“亲亲”、“尊尊”在律法中得到了更彻底和全面地体现。汉以降,侵害父权和孝道成为刑律重点惩戒的对象,但实质是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新时代建构文化自信的三重维度

建构文化自信是文化属性的逻辑使然,也是国家发展要求的现实必然,其践行需要公共文化治理。在此中,文化制度建设是建构文化自信的顶层设计,它以发挥制度优势为重点、以政府为主导者,以“科学性-人民性-系统性”为基本遵循存续文化制度自信;文化生产建设是建构文化自信的现实保障,它以高质量发展为重点、以文化供给组织为中坚力量,以“价值嵌入→内部优化→高质量文化供给”为运行逻辑深化文化生产自信;文化生活建设是建构文化自信的落脚环节,它以提升文化生活质量和提增民众人生意义为重点、将居民放在主位,以居民“获得→认同→内化”为路向推动文化生活自信。文化建设多维途径搭建共治之网,共筑文化自信。     

儒家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优越性

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问题被提出,其在社会转型中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自身的消亡与复兴,由此并产生了新儒家思想。但是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新儒家思想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植根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建立在现代化中国基础之上,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占主体地位的新型思想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立国之本＂的主体地位有着历史、现实和群众的基础,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儒家思想无法挑战与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