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与闽学在台湾儒学发展中的思想对立及合流

台湾儒学发轫时期,明郑引入的浙东学派实学思想占据主体地位;清朝统一台湾后,闽学伦理思想逐渐兴起,实学精神转入地下隐抑状态,并在传播方式、思想受众、思想取向上与闽学伦理产生对立;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入侵,实学精神再度兴起,并逐步与闽学合流,抵御了外来文化入侵,传承了儒家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台湾儒学体系。     

儒释道互补与新旧文化的冲突——论明清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

儒释道思想观念是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同时,明中叶以来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其学说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和鲜明的启蒙色彩,它势必要与传统思想观念发生冲突碰撞,从而影响着明清小说的创作。就明清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看,一方面,传统文化心理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三家思想互补渗透于小说创作的诸环节之中;另一方面,新的文化思潮对小说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了明清小说复杂而新颖的文化心理特征。     

从历史维度看尼采生命哲学——以《悲剧的诞生》为例

尼采的生命哲学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学者大都从尼采中期和晚期的著作中研究尼采的生命哲学。通过对形而上学历史的分析,再以尼采《悲剧的诞生》这部早期著作为例可以说明尼采的哲学是依照历史发展而来的,他一生的生命哲学思想具有统一性。尼采哲学的首要贡献是实现了存在哲学向价值哲学的影响。     

论儒家文化背景下新加坡高薪养廉政策

新加坡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最清廉的政府，但我们对新加坡高薪养廉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高薪这一物质激励在保持新加坡政府廉洁的诸多因素中确有一席之地，但它与内嵌于新加坡社会的儒家文化并由之形成的精神激励互为表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国廉政建设大有可为。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

现代性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理性的危机,它表现为理性的分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旨在克服这一危机.由于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世界的合理性,他不得不把交往行动理论先验化、形式化和理想化.如果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交往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而只能是他的一种理论建构的话,那么他想证明的世界的合理性也只能存在于理论之中.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之生存及养生智慧

中国"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几千年绵延不绝,其固有生命力来自于它自身的适应性和合理性。儒家的积极入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与进步的文化主流。而道家则提倡"清静无为,逍遥随性"。儒家给人鼓励,而道家则在人低落的时候,是可以给人慰藉、劝人平和的,儒道互补,叫人进退有度,从而回旋有余。     

新文化运动前后个人主义话语的演变

新文化运动前后，个人主义话语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了深刻的意义演变。在杜亚泉那里，个人主义被视为儒家思想的现代版；在陈独秀那里，它又成为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就这样，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论者为了使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不断地对个人主义话语进行着再创造。     

体验·尚武·"为人生"——论五四新文学理论建构中的日本中介因素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理论建构的主观性认知,与日本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在日本体验的激活下,他们选择了弃医从文;在尚武精神的引领下,他们践行了轻文尚武;由此出现了从诗人到战士的作家身份转变和从艺术到人生的创作思想变迁。随着启蒙主义的激进介入,为人生严重背离了效法西方现代文学的原始初衷,却同时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多源、多元(中国、日本、西方、俄苏)的母体形态。如果忽略了为人生内涵的丰富性,我们就会失去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科学发展观、新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八十余年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 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把无 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实现作为重要奋斗目标。中国 共产党人为达此目标作了艰苦卓绝地不懈努力。 在这努力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     

哲学的三种境界

“哲学”在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上有以下的三种形态:自由的智慧、科学的知识和存在的方式。这也是“哲学”为“人”“开显”出的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都有哲学的历史发展根据,因而也是哲学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哲学从古代希腊开始,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特征:哲学为一种自由的智慧,为自由的学问。哲学的历史乃是自由深化和学术完善的过程。哲学进一步的发展,使哲学在深层次上成为最为贴近现实生活的学问,理解这段哲学的历史,不妨重新探讨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提出的“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具有优越性这一思想,从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进入实际生活,不失为理解上个世纪欧洲哲学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