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轻便摩托车管理模式的探讨

轻便摩托车具有价格便宜、出门方便、可作为小型货物运输工具等优势,近年来发展十分迅猛。但轻便摩托车的存在也给上海城市的道路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在目前轻便摩托车使用需求还较大的情况下,应采取“总量限制、严格管理、逐步淘汰、平稳过渡”的方针,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并用,加强控制和管理,逐年减少轻便摩托车的使用总量。     

构建上海道路交通管理新机制的思考

在当前新形势下,上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自觉、主动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更新管理观念;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的新机制;大力运用先进的智能化交通指挥系统来完善交通管理工作机制,确保上海道路交通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     

警务战略控制初探

警务战略控制是指由警务战略指导者对警务战略的实施是否符合预定目标进行测定并采取措施确保警务战略目标实现的过程。由于警务战略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的情况时常发生,同时,警务战略失效的可能性也贯穿于战略实施过程的始终,所以,适时地开展警务战略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有效的警务战略控制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面向未来原则,保持弹性原则,及时、适度原则,信息反馈原则,战略重点原则和自我控制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中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刍议

长期以来,治安管理处罚体系中的量罚问题一直是困扰警察执法的一个症结。我国大多数警察还是采用"估堆"的方法裁量治安管理处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量罚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加上通常一些法律都规定得比较原则,给自由裁量留下了较大的伸缩空间。所以,在治安管理处罚中探索出一个科学的方法进行量罚,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比较视野下中国现代宪政精神之建构

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西方完政理论经历了古典宪政向新宪政论的发展.控权与效率的统一成为现代宪政精神的总体趋向.中国完政探索证明,中国宪政建设不仅取决于政治精英在现代化理想驱动下的政治文明构建,而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宪政设计能否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相适应,并与之动态调适.面向21世纪,中国宪政发展道路,不能照搬传统宪政主义的模式,而应依据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以控权与效率的统一为现代宪政精神,实现制度的合宪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法适用之体系解释

国家司法机关制定发布的妨害疫情防控刑事司法意见是一种刑法适用性解释,与规范性司法解释相比,其具有间接的法律适用效力。从刑法体系解释角度看,有关妨害疫情防控的刑法规范、司法解释与司法意见应当是相互协调的。对刑事司法意见的适用进行解释应当遵循整体性、动态性、协调性原则,并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同一解释规则、排他解释规则,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等相关罪名进行适用性解释,实现严格依法从重处罚和宽严相济。     

毒品犯罪案件中特情侦查的程序控制——以4322件案例为样本的分析

对4 322件毒品犯罪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特情介入方面,我国各省份的认定比例、控辩审三方的认定态度以及特情的身份来源都呈现多样性,特情参与的案件以零包贩毒为主,内心常因被动且多有引诱行为,被告人适用重刑判决较为少见.反映在实务中则表现为特情的选择条件过于宽泛、案件范围背离规范、启动缺乏证据前提、过度介入以及监控失范等...     

乡镇企业特殊劳动力产权机制的经济分析

乡镇企业发展的特殊市场环境形成了其特殊的治理模式和产权结构.与国有企业劳动力产权结构相比,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产权结构在剩余分配权、经营决策权、激励监督机制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形成了两者企业经济效率的差异.     

我国土地调控失灵的制度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资源日益减少.对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土地调控力度,严格保护土地资源.但地方政府有与中央不同的目标,而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地方政府规避中央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在梳理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土地产权的三重分割问题,即土地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分割,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割,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割.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管理和经营土地资源的直接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相应的长期后果.这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超常经营土地的行为,形成所谓"土地财政"现象;另一方面造成土地保护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由于土地管制和市场调节双重失灵,尽管中央政府不断收紧土地闸门和信贷闸门,对土地开发市场的调控效果仍不明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运用未见实质性改观,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