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 ,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它建立在中国现实国情基础之上 ,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 ,对于发展的内涵、本质、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进行了创新与发展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儒家心性论视阈下的“德育”思想论略——兼论“朱陆之争”

我们对儒家的“德育”思想有误解。事实上，儒家理解的“德育”应指一种“成德之教”，在根本的意义上，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实现良心自觉的学问。儒家认为自觉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修身；一是教化。其根据是儒家所持有的独特的心性论。关于修身历来有“朱陆之争”，但事实上他们的不同只是一个强调在日常生活的具体道德实践中“逆觉体证”，一个强调通过格物、阅读经典等来觉悟而已，各有长短。同样，教化的根源性的方法是“启发”，它反映的人伦关系不是权力性的压制关系，而是出于一种天下一家、天下关怀的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恰恰反映了儒家积极性的人伦观。祛魅了这一人伦观，我们最终将无“家”可归。     

陈献章与惠能哲学思想之比较

陈献章和惠能是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岭南思想家,两者之间的哲学思想有区别也有太多的相似性。就区别而言,主要体现为对终极价值认同的差异,一个走的是入世的心学之路,一个是即入世又出世的禅学之路。就相似而言,主要体现在心性论和修养论方面。两者的相似性证明了陈献章确实受到惠能的影响,尽管陈献章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惠能。     

国际机制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效用性问题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将引起行为体的利益追求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以致国际关系行为体将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机制的约束。东亚区域合作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等特点,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机制规范并非完全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机制属性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协议中,并且是以基础的机制层次如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等为发展点。由于这些发展点具备了机制属性,国际机制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效用性便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以使得东亚货币合作能被更好地加以规范和引导。     

王国维美学与20世纪中国美学

王国维美学对20世纪中国美学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在社会变革的历史关头,主流美学占据主导地位,不等于非主流美学没有自己的一定地位,它们都在发生影响,只是影响的范围、程度有别.把20世纪中国美学的开山大师与其后的美学家比照,我们就会发现美学在中国发展中的起伏轨迹,尤其是非主流美学家命运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是学科本身的必然的悲剧性.     

深刻理解和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丰富和完善了邓小平同志“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思想。与“总体小康”不同的是 ,我们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将是一个更高水平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发展思路、新的改革突破、新的开放局面、新的工作举措扎扎实实推进建设全面小康的进程。     

试论被告人有权沉默

以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为基调,考察沉默权的历史发展及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实践设立沉默权的必要性,并尝试提出操作方案.强调沉默权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平衡的产物,并基于此将沉默权定义为刑事司法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     

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关系的新反思

系统论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 ,它提出的整体性、最优性、模型化等原则 ,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 ,更加具有普遍性。系统论作为近代科学的优秀思想成果 ,加强了辩证法普遍联系思想对科研和实际工作的指导 ,充实和丰富了辩证法关于事物结构变化引起质变的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和新突破作了量的准备     

汇率水平、生产成本与贸易发展——基于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该文基于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一国汇率和产品生产成本变化对国内贸易和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一国汇率与国内贸易和出口正相关,而产品生产成本与国内贸易和出口负相关,同时汇率对生产成本发挥作用的程度具有乘数效应的结论。充分认识这种关系有利于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方向,对中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只有借助制度改革和创新,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优性,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于是,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