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反思与构想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对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缺陷 ,提出了一些改善律师执业权利状况的方法与构想。     

论隐私权及其民法保护

隐私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是自然人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情事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保护自然人的隐私权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该在立法尚未对隐私权作出明文规定之前,借鉴德国等国的作法,从间接保护方式向直接保护方式转变,以更好地保护自然人的隐私权。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探源

随着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得到了国际法的承认。国家在加入国际组织时往往对部分主权作出一定的让渡 ,但国家主权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在根本上并不冲突 ,两者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     

论出卖人返还财产请求权的属性及限制——以合同被撤销为切入点

因为我国法在物权变动模式上未采纳物权形式主义的立场,故当买卖合同被撤销后,出卖人请求返还买卖标的物的权利兼具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这一债权请求权和原物返还请求权这一物权请求权的双重权利属性。出卖人请求返还买卖标的物这一权利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应根据权利人请求权基础及标的物类型予以区别:若权利人主张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论返还标的物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均适用诉讼时效;若权利人主张行使原物返还请求权,仅在返还标的物属于普通动产或未登记特殊动产时,才有适用诉讼时效的空间。基于有效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考量,出卖人请求返还买卖标的物的权利不能对抗善意占有的第三人,且不论第三人所享有的是物权还是债权。未来制定我国民法典司法解释宜对此加以明确规定。     

对“人肉搜索”现象的法律思考

近几年来，“人肉搜索”事件的愈演愈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法律难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完善。隐私权法律保护制度；探索建立网络实名制度；加强对网站的管理，尤其是网络运营者需加强对自身网站的审查、监管力度；网民应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律。     

评罗莎·卢森堡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

罗莎·卢森堡高度肯定十月革命,但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出了以下六方面的批评:批评苏维埃政权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设置了障碍;批评苏维埃政权片面地实行民族自决权,从而把刀子送到了敌人的手里;批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从而堵塞了人民群众的积极的政治生活;批评苏维埃政权推行空想的普选权,从而使之成了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一纸空文";批评苏维埃政权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从而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批评苏维埃政权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从而远离了社会主义.尽管罗莎·卢森堡差不多是在90多年前提出这些警示性见解的,但是所有这些见解,人们至今读起来还是感到如此具有现实感,并得到深刻的启示.     

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

中国宪法学研究具有五个方面相互关联的转变。宪法学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 ,现在正转变为一种相对中立的实证研究 ;宪法学过去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 ,肯定自己、否定别人 ,现在则对于外国的宪政理论和经验采取了更加谦虚平和的治学态度 ;宪法学过去只关注宪法文本的规定 ,现在则吸取了宪政发达国家的经验 ,强烈关注宪法文本的实际法律效力 ;宪法学过去仅注重阐释宪法文本所体现的某些抽象原则 ,现在则更关心宪法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最后 ,宪法学过去将眼光放在“人民”、“国家”、“主权”等宏观概念 ,现在的焦点则转移到个人的宪法权利和体现于个案的宪法原则。中国宪法从“人民主权”到“人权”走过的历程 ,实际上标志着宪法学在方法论上从整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转变。这些相关转变表明 ,中国宪法学正在构建自己的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理论体系     

地上权期限届满法律规范模式的比较分析

地上权期限届满的法律规范模式主要有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这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地上物与土地关系所持的理念不同。我国传统上视地上物(主要是建筑物)和土地为个别独立之不动产,且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故立法设计上宜参考日本模式,赋予地上权人续期请求权和购买请求权。     

论民法对税收撤销权的限制

在税法与民法关系的宏观视野之下,基于对税收撤销权引起的价值冲突的合理判断,应当对税收撤销权进行极为严格的限制,以维护私法自治、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这种限制体现在税收撤销权的解释、要件和效力等方面。     

罚没收入使用制度研究

我国在罚没收入的使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定,这与我们对罚没收入的性质缺乏准确的把握有直接关系。罚没收入是基于他人违法而给财政增加的收入,它不宜用于公权力机关的经费和福利;它作为公权力主体制止违法而带来的副产品,还应该用于制止违法和预防违法,以及用于对因他人违法而得不到充分救济的公民;它作为解决因社会深层矛盾而产生的违法问题的措施的副产品,还应该使用于对产生违法现象的根源治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