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异：明清“邪教”教义的形成与内涵

这里的"邪教"概念侧重于明清时期那些与社会、政府相对立而没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的民间教派。邪教教义是邪教组织的信仰核心,其载体就是邪教经卷,形形色色的经卷基本上都借用了现成的文化传播形式,尤其是宝卷。邪教教主一旦拥有经卷,也就拥有了传教权力,而且,其背后都隐藏着强大的经济动因。明清邪教教义的形成,与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受到了历史上弥勒教、白莲宗、摩尼教等异端思想的影响。明清邪教教义主要包括:"三佛应劫"说、"无生老母"信仰、末世思想、叛逆思想、劝善与迷信等内容。     

元明清时期傣族成文法的形成与变迁

元代以后,傣族社会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中,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傣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代傣族的社会法律规范只是习惯法,至明清时才形成了成文法,其成文法一是体现了内地地主经济因素的影响,二是佛教精神成为其重要原则。     

19世纪后期台湾的山地社会与“开山抚番”

清代前中期的台湾,清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番害”问题,以“隔绝番汉”的策略把它掩起来,实际上问题还是存在的。晚清,在“开山抚番”与樟脑生产中,这个问题重新又爆发出来。因汉人深入山地,不断侵占山地土著生存、活动空间,并与山地土著直接交易,产生军火走私等问题,汉“番”冲突比清初激烈许多。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虽采取“开山抚番”政策,但长期的“隔绝番汉”政策所形成的后果,并无法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得到解决。     

"二十四友"与西晋士人精神风貌

"二十四友"是西晋历史上颇为特殊的士大夫结社现象.它是西晋中央权力衰落、门阀势力膨胀的政治环境与士人交游集会、好名相尚文化环境的产物;是士人屈服权贵、争相攀附称誉权贵这一普遍现象的一个典型;是显现西晋一代社会风尚与士人精神风貌的一个缩影.     

试谈先秦时期军事动员

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各种战争此起彼伏,一些统治者和军事家十分重视战争的动员问题,采取的途径主要有思想动员、利益刺激、军事刑罚、情感激励等.这些途径对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是在今天仍有较高的军事指导价值.     

汉魏美学概观

秦汉魏晋是中华审美意识的拓展与细化期。秦汉审美以雄健风流为特点, 集中体现在赋、隶书与画像砖石, 是述旧总体文化背景下之独特审美创造。魏晋审美在实践上开拓出自然审美与生活审美两个新领域, 书法艺术提前进入精品时代; 观念上出现了深入研究艺术创造和欣赏规律的专门理论著作和系统的审美概念体系, 为整个古典审美高峰期的到来打下扎实基础。汉魏美学可为理解后发生时期人类审美史之共性提供有益参照。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悲剧情结

从新感觉派小说的内在精神实质上看,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蕴,某种程度上,颇似王国维的"人生悲剧",即悲剧是人生命运的一种"自感"的表露,"人生之命运,固无异于悲剧",而不是那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昂扬崇高的精神。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新感觉派小说这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结。     

端方与清末的满汉政策

清末满汉矛盾日益激化 ,排满成为革命派进行舆论动员的口号。端方作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清廷大吏 ,充分认识到满汉矛盾的巨大危害 ,对消除满汉畛域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为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诱引的声色:袁宏道游记新论

袁宏道的游记 ,其新意在于出色地表现了自然妩媚诱人的魅力和人与自然生命间情感的“对话”。声色之美是袁氏体验和表现自然魅力的重要形式 ,声色之美也是一种价值体认。这种创造性 ,与作者看重个体的享受生活和审美生活以及对存在的深刻领悟密切相关 ,代表着晚明文学个性解放的精神     

试论沈家本汉律研究的特点

沈家本的汉律研究是汉律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其律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汉律研究不仅材料翔实、精审,论证详细、缜密,结论平允、严谨,而且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并充满着浓烈的现实关怀之情。而这些则是与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开阔的视野、严谨的学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紧密相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