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依·法·治·吏·研·究

唐代统治者总结了历代惩治贪官污吏的立法经验,对官吏贪赃枉法的 刑事责任不仅在立法上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如严密的防范措施,犯赃涉及的范围和量 刑幅度等,而且在司法上对犯赃官吏的处罚也相当严厉。唐律以立法形式整顿吏治, 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统治效能,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唐朝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 盛世局面,在我国封建法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刑事证据制度考略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法律制度也达到了古代封建法制的最高水平。唐代总结其前代王朝刑事证据之经验并有所创新,直接影响着后世。唐代立法和司法实践体现了据证惟实、重视伦理权衡等证据原则,主要证据形式包括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和勘验笔录,相应的取证方法主要有取得口供和证言的刑讯、获取实物证据的现场勘验和搜查,司法官员运用经验和逻辑推理综合审查和运用证据。     

现代中国乡土小说的美学嬗变

出于知识分子对现实和自身的强烈危机意识,现代中国乡土小说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悲凉”的现代审美追求。伴随着作家不同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姿态,以及中国现实与革命对乡土阶段性的影响与发现,以“悲凉”为深层结构的美感意识演化出了不同的悲剧风貌。     

《泰国最后一次入贡中国纪录书》初考

《泰国最后一次入贡中国纪录书》是我们看到的泰方唯一的一份有关曼谷王朝遣使来华的泰文纪录。它记述的内容与中国清代官方记载基本相同,它从一个方面说明清代官方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元以来历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化研究之一

西藏自元朝正式纳入统一国家版图,至此,全国藏区成为统一国家的一部分。藏传佛教到元朝时已发展成为藏区的主流宗教信仰,并且影响着藏区各方面的事务。因此,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不断规制和调整就成为元以来历朝对藏政治策略的首要任务。鉴于这种重要性,元以来历朝中央政权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实施和立法调整,主要包括册封宗教首领、礼遇喇嘛,设置中央和地方专门管理机构,扶持建立地方政教合一政权,规范限定宗教首领世俗权力、规制大活佛转世的立法等方面。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不断强化了统一国家主权、保持了藏区社会稳定、促进了藏区经济相对发展。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这些政策法规对国家如何管理藏传佛教宗教事务和藏传佛教如何谋求自身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传统宗族观念的传承与嬗变——清代台湾社会螟蛉子风俗之探析

清代台湾社会的螟蛉子风俗甚为盛行,这与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在社会普遍接受螟蛉子习俗的同时,螟蛉子仍处于较低的地位,这从财产继承的民间惯例可以得到反映;而政府的法律规范更凸显了螟蛉子的尴尬地位。尽管如此,政府在落实法律规范时仍不得不鉴于现实而作出调适与折中。这些都体现了传统宗族观念在台湾的传承与嬗变。     

唐代和亲政策述论

和亲政策最早始于汉代,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外交工具,是国家间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以有限的牺牲来换取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的时间.到了唐朝,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8个族(国)共计和亲28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     

记昆明萧氏事及其旧藏文物

昆明萧质斋、萧绍庭先生 ,前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名士显宦 ,周一良先生的外曾祖父和外祖父。从史志和萧氏父子及同代人诗文集中的有关资料 ,可以一览萧氏父子的业绩 ,寄托周先生对生母和外家的怀念之情     

清末贵州石门坎苗族信仰基督教原因浅析

100年前由柏格里引发的石门坎苗民短时间内大规模信仰基督教的史实,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

明、清统治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都放弃了元朝以边疆地区为基地,积极用兵开拓徼外的做法。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统治者在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明、清两代在经营西南地区时,在具体举措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明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由于明、清加大了对开发西南的政策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把西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西南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