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目标与实践探索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破解“谁来种地,谁会种地”这一突出社会问题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还处于探索时期,缺乏成熟的经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导向和发展目标具有较大的偏差。数据显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存在以下问题:选择培育对象缺乏针对性;培育方式不合理;管理部门较多,资源分散;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在农民层面,主要存在思想认识不清,参与动力不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知识水平与接受能力有限等问题。研究表明,精准定位培育对象并实行差异化分类培训;及时获取培育反馈,建立科学规范的培育机制;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综合管理部门;改进考核评价体系,提高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建立农业准入机制,明确农民职业身份概念;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开发“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等改进策略对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效果具有显著作用。     

行政审批局模式:何以有效,何以无效?——基于市场主体视角的政策效果实证

近年来,成立行政审批局是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有关该模式效果的争议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实施效果开展科学评估。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基于市场主体视角,利用2011-2018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检视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效果。平均处理效应与动态处理效应表明,采取行政审批局模式能够显著、持久地提升市场投资水平,而对新建企业、专利研发、交易费用的改善不具有明显效果。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东部地区,政策效果不明显或较消极;在西部及东北地区,政策普遍呈现出潜在或显著的积极作用;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政策对市场投资、专利研发、交易费用均有潜在或显著的改善作用;在普通地级市,政策仅对市场投资领域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基于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应该因地制宜,行政审批局的建设需要扬长补短,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整体智治,推动其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模式的竞争中显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