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范到示范:校园杀手的犯罪社会学分析

2010年发生的校园杀手系列案件并非是由于犯罪人的病态人格,而是由于社会失范状态导致的一种"反抗"的适应方式。当社会个体不能以制度化的手段实现文化目标时,越轨和犯罪行为就会出现。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链接纽带发生断裂时,"反抗"就可能以校园杀手的形式出现。对于校园杀手的预防和甄别,应该从社会链接纽带的角度开始。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案发现场应对媒体策略探讨

新闻媒体为了获取第一手新闻资讯,在案发现场容易与警方发生对峙或冲突,实际工作中频频出现此类事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冲突,提高公安机关应对媒体的技巧,首先要分析当前媒体与警方发生冲突的原因,如当前法律制度不健全、现场警察的素质不高、执法经验不足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媒体的策略,包括确立应对媒体的基本原则,以及划定警戒区域、检查登记媒体证件、告知知情人等具体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冲突,实现共赢。     

犯罪预防的局限性及其对策

犯罪预防是犯罪学及整个犯罪科学的最终归宿,被誉为"犯罪科学理论的皇冠"[1]。犯罪预防有广义和狭义概念之分,广义的犯罪预防是一切防止犯罪发生和再发生的各种措施的集合及过程;狭义的概念是以消除犯罪原因、降低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为目的的各种措施和策略的总和。同时,在认识"犯罪预防"概念的基础上,了解和把握它的局限性,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待对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贿罪利益要件的认定

受贿犯罪是目前最为严重的腐败犯罪之一。不仅扰乱了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公众对国家机关的信赖程度。其中受贿罪利益要件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热点问题。在分析利益要件时,试通过用短缩的二行为犯理论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实践中的功用来解析"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的观点。     

对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学解读

网络热点事件是指经由网络媒体发布信息、形成相应舆论进而成为众所关注的热点事件。2009年为数不少的网络热点事件体现了一系列传播学特征：传播迅速,相应的网络语汇得以广泛流播;参与群体明显扩展;大致都有自己的传播规律;折射出受众心理的新的内涵;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可靠性不易辨别和确认。这些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模式、传播控制、传播效果等层面对既有传播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对既有的传播模式理论有所超越;对“把关人”理论有所突破;对“议程设置”理论有所拓展。     

环境犯罪疑难问题探讨

近些年来,由于环境事故频发,如何借助于刑法对环境犯罪进行规制引起了刑法理论界的日益重视。对照国外环境犯罪的立法状况可以发现,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文章从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刑事处遇、诉讼程序设计三方面入手,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进一步进行完善的建议。     

论贪利型职务犯罪“高原”的形成及削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追求物质享受的公务人员的生活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产生了“社会紧张”,加之我国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导致贪利型职务犯罪的统计特征呈现出多种“高原”现象。削减贪利型职务犯罪“高原”,必须树立正确理念,采取符合我国国情的方略和对策。阻断犯罪发生机制的关键环节。     

试论网络犯罪的证据立法

网络的高速发展使得以网络为手段的网络犯罪四处泛滥,其手段也不断更新,危害也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其犯罪主体智能化,犯罪手段隐蔽,特别是证据难以采集等,此类犯罪破案率低,立案率更低。为此,各国纷纷加强立法对策,并通过国际公约针对网络犯罪规定了新的证据规则以应对。我国并没有针对网络犯罪的专门证据立法,使得理论与实务界对电子证据无法统一认定,有必要借鉴外国及国际公约建立起我国的电子证据立法。     

特赦问题研究

赦免,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盛世时赦少,乱世赦多也是历史所证明的。赦多则宽暴徒、伤良民,使国家法令废弛,更有鼓励犯罪之嫌。当今社会,赦免是许多国家弥补法律僵化的重要手段,然而赦免对于法治的违背使人们对赦免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且赦免存在滥用政治目的的可能。目前,我国关于特赦的立法并不成熟;社会的后续接受能力也有限;老百姓对特赦所产生的危机感更是难以消除。因而在目前情况下不宜进行特赦。     

网络舆论危机与“五重效应”化解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既是引发政府公信力危机的＂催化剂＂,又是化解危机的＂灭火器＂。面对网络舆论,政府部门应发挥避雷针效应,做好积极引导;打破屏蔽效应,树立公开透明形象;重视首因效应,做好事件首次应对;克服激将效应,提高新闻发布水平;避免蝴蝶效应,及时迅捷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