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行为之非独立性思考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手段性、附随性和保障性，与行政管理或行政调查密不可分，不具有法律价值的独立性。行政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讲是独立的执行行为，而不是强制行为，其核心特征是执行性而不是强制性。即时性行政强制是对特定违法、危险状态的独立处置行为，其个性特征是结果性与即时性，而不是手段性与临时性。在剥离了以上三种行为后，行政强制行为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不应再作为独立的一类行政行为。     

台湾与东盟经济关系发展新趋势、成因与前景分析

近几年来台湾与东盟经济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台湾对东盟投资额和双方贸易额快速增长，东盟在台湾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以及双方经贸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其中台湾与新加坡率先签订“经济伙伴协议”，标志着台湾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是东盟经济的“引力”、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湾当局政策“助力”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台湾与东盟经贸往来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东盟对台湾经济重要性将持续上升，台湾也将东盟及主要国家列为对外商签VrA的重点对象，但可预见的是，双方经济关系将继续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运行，且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大局。     

新精神活性物质检验鉴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新精神活性物质更新快,种类繁多,缺乏国际条约的监管,列入联合国管控目录困难,加之一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大麻等毒品管控降低,给我国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类毒品的监管带来困难.具有成瘾性和社会危害性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才能成为列管对象,毒物分析技术人员在列管程序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监管法规规定了相关列管程序,毒...     

略论我国的综合执法

我国长期以来构建的是"全能政府",同时又缺乏严密的组织法规范,行政职能部门设置随意,导致了我国现在的行政机构林立却又权责不清、行政执法政出多门却往往执行不力等不正常现象,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效率,也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此,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试图通过设立综合执法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的综合执法机关越来越普遍,文章结合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含义、产生、作用、形式等问题及其发展模式试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治安问题研究之一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新农村道德建设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新农村建设首先是道德建设。要进行新农村的道德建设,就必须对我国的传统道德进行有效的梳理。国家在对农村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更要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真正实现自然、人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健康的发展。加强新农村的道德建设对传承我国延续几千年的道德文明,摒弃落后的、不健康的东西,重构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价值观,稳定社会治安意义重大。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养老保障探析

在新形势下,传统的农村养老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因此在巩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下,有必要探索出一条多层次、灵活多样的农村养老之路;发挥个人、家庭、政府、社会的协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这一夙愿。     

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以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平等权、参与权、救济权有机的权利体系。当前我国在建构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方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制度和做法对我国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进行建构: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权利,建立司法介入制度,确立侦查谦抑和检察监督侦查的原则和制度。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确定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程序,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这使得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责任认定没有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旦错误,将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研究了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弊端,提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     

论行政许可设定制度

行政许可设定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创设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行政许可设定既是一项国家权力,又是一种立法活动,处于行政许可制度的基础性地位,是实施行政许可的前提.研究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对于规范行政权力的有序运作,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依法行政的有效实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