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省级行政区域城市群构建的思考——以构建大南昌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已成为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基于省级行政区域构建城市群在我国很有必要。本文以构建大南昌城市群为例,重点探讨省级行政区域城市群构建的理论基础、城市群形成与成长的条件。研究表明：江西应构建以南昌为中心,包括九江、新余、抚州、鹰潭等城市在内的大南昌城市群,使其成为全国的高技术产业及现代制造业基地、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一个空间结构合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密集区。为此,江西应遵循大城市群成长规律,从规划、机构、区域分工与合作、城镇空间结构、一体化、区域创新和产业集群等方面统筹谋划,分步实施。     

中医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探讨

中医医患关系既有民事法律关系又有行政法律关系,中医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是纵横交错的法律关系。明确中医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对中医医疗卫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行政法比例原则的价值分析

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理念是行政法基本原则领域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内涵方面,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在价值理念上它符合宪政和法治的思想,可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保证相对人权益的最大化,而且能够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随着比例原则的不断发展和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应用,其在我国行政法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公司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制度研究——以对公司解散的法理思考为基础

公司解散分为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强制解散又分为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两种。尽管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强制解散制度做出了明文规定,但其规定十分简要和原则化,在法律规范的理解和具体司法操作中带来混乱和分歧。通过对两种强制解散制度的立法宗旨、解散事由、解散程序、解散效力等的比较分析,归纳出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制度的异同点,进而加深公司强制解散制度理论的认识。     

ARE WE REALLY LOOKING OUT FOR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PPLYING THE NEW ZEALAND MODEL OF FAMILY GROUP CONFERENCES TO CASES OF CHILD NEGL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Note advocates for state laws to be amended to implement 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FGC) as the first step in cases of alleged child neglect. FGC was developed in New Zealand nearly twenty years ago and have since become a realistic method of balancing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ren, families, agencies, courts, and communities involved in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A FGC is a meeting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professionals that is conducted in order to develop a plan for a child who is the victim of neglect. FGC places the family at the center of the welfare proceedings and empowers them to reach a solution without having to resort to the often lengthy and expensive adversarial court system. If FGC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arents,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courts could increase, helping families adequately address the problem of neglect and getting the children out of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quickly and more efficiently.     

证券业监管中司法权的介入及其与行政权的互动

司法权对证券业的和谐介入,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我国的证券业监管中,司法权介入的适度性以及其与行政权互动的边界均较为模糊,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行政刑法规范的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

行政刑法规范是规定对违反行政上义务的行为予以相应刑罚处罚的法规,在我国仍然是基于刑法上明确规定的罪名而予以制裁的法规。它并不是独立于刑法的其他的特别部分,而是刑法固有的一部分。因而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在刑法规定有可以不适用刑法总则的特别规定时,适用该特别规定,而在有关犯罪以及刑罚的基本原则方面仍应适用刑法典的规定。至于空白行政刑法规范,由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基本轮廓以及刑种与刑度已经有明确规定,而只是将其一部分构成要件授权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补充,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析

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有可行性,它并不违反立法的本意。通过制度规范,可以防止法官进行调解时无法律程序可依,在现有权力结构下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节省诉讼成本,提高效率。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可能和限度——从制度运行动力的视角出发

行政复议制度作为设置在行政体系内部的纠纷解决方式,承担着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的职责。一直以来,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基于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学界发出了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强烈呼声。‘行政复议制度得以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于行政层级监督,“司法化”理念下的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则是这种监督的间接表现形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方可实现。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之下,更为可行的是吸收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中完善相关复议程序的建议,在行政层级监督的直接推动力之下,借助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来推进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