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遗嘱若干问题探讨

公证遗嘱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欠缺程序要件及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而被宣布无效。因此,为了维护公证机构的权威性及公证遗嘱的公信力,公证机构应强化对公证事项的形式审查及实质审查,同时还要完善公证立法,切实维护公证市场秩序,保障公证遗嘱目的的实现。     

论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体现

经过历史发展,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观念逐渐形成,并体现在主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以及国际刑事审判活动中,成为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然而,鉴于多种因素的考量,目前权威国际刑法规范所规定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只体现在自然人实施特定国际犯罪的情形中,并没有确认法人和国家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论名人代言的法律规制——以真实性为视角

消费者对于＂名人广告＂的投诉日益增多,名人代言广告不真实已引发信用危机和诸多法律争议。要加强消费者的法律意识,理智看待名人广告,清醒地认识到盲从广告的危害性;并且要尽快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来整顿规范广告行业中的不良现象,加大执法力度,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     

股东直索责任的传承与创新

对于股东直索责任制度不同称谓的语意进行考察不仅是出于法学理论的严密性的要求，更是因为不同的名称显示出了不同国家对于该法律制度本质的认识。德国公司法上的“直索责任”用语是科学的制度称谓。法人人格与腮东有限责任是不同的两项制度，公司人格之获得与股东有限责任之取得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分野，所谓的“法人人格否认”，实质上指的是股东有限责任无效之宣示。逆向揭开公司面纱并没有其法理基础，难以构成与股东直索责任相应的公司法律上的新型制度形式。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包括单罚制和双罚制，需要依照直索责任原理做出相应的修正，单罚制实质上适用的即是股东直索责任的原理．而双罚制则是传统法人犯罪的观点。     

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适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以保护和救助生命为核心的制度,它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在法律依据、法律性质、责任划分、保险费率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在法律适用中不可混淆;若两者并存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优先适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补充适用,以有效分散风险,同时,也为交通事故受害人设置了双重保护,更加有利于保证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救助;在诉讼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受害人可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直接向其求偿;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受害人只能把保险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上证180指数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证180指数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对国家、员工、投资者和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贡献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采用统计性描述和混合截面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国家、投资者和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则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要求企业更加重视对国家贡献的社会责任,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和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推进股权分置和金融体制改革,并完善对企业履行公益事业贡献的激励机制.     

从“张金柱现象”到孙伟铭案的法学家“理性”——以媒体法治角色的社会责任担当为视角

孙伟铭案与张金柱案都是让社会各界大为震动的大案。媒体对张金柱案的密集报道还引发了民意求死的“张金柱现象”。而对孙伟铭案，媒体对孙伟铭及亲属在孙伟铭因为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过程中，采取给孙伟铭、孙林披“好人”、“善人”和“动人”等外衣，美化其“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言行的民意求生的思路，试图将孙伟铭及亲属的保命型被动赔偿“塑造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这种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媒体报道，是媒体没有很好履行其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其在特大事件、重大事件中报道中的社会责任；而法学家在死刑判决下达后也站出来对判决结果进行“不理性”、“感情用事”的指责，对于这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应当给予纠正。     

关于完善行政执法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逐步深入,行政执法工作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伴随着它的运行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对目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从而积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我国帝制时代荐举制度之研究

贤良治国是一切良好政治的根本。我国历朝都非常重视选拔贤良的制度建设,确立了荐举和科举并行的选贤体制。在数千年的政治法律实践中,荐举已发展成为一套相当完备的任官法律制度。     

论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

交通事故认定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法院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一直是学术界和行政审判实务界存在争议的问题,特别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争议更大,这直接影响了司法统一性和行政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表面上来看,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民事争议中的裁决行为,起着一种证据的作用。但实质上,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一行政确认行为,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