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连续流：基于效率与公正纬度的细化

组织之间应该是连续的,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之间有相同点,公共组织之间也有差异。根据效率和公正的纬度,应该将组织尤其是公共组织作进一步的细化。这种思路不仅可以澄清行政学发展历程中的几次范式转移,明确当前新公共管理理论成功和遭受批判的结症,而且可以为行政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视角。     

组织演化观点下的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产业组织的构成,同时也致力于探究产业组织演化的动力问题。产业组织主要有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和企业等三个层次。在综合考虑先天遗传性因素和后天的竞争环境对组织演化的决定性影响之后,产业组织演化的动力问题可以在一个表述清楚的一般性框架中获得澄清。     

公共部门规模的判断标准及我国政府规模评价

判断公共部门规模大小的标准应该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要求,可用“官民比系数”和“公民自主系数”来判断公共部门规模,我国在政府规模方面,应保持基本稳定,同时注重管理质量,积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WTO与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WTO规则表面上是贸易规则 ,但实际上是以政府行为为约束对象 ,所以WTO规则主要是行政法规则。其中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成员国内的司法审查体制 ,给因政府行为受到不利影响的组织提供救济的机会 ,以纠正违背WTO规则的政府行为 ,达到消除各种贸易壁垒的目的 ,最终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WTO要求其成员建立符合其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 ,这是WTO规则中最重要的制度。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原告资格、司法审查的标准、审判独立等方面均应进行改革和完善 ,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     

建设“四型”机关打造新型政府——青岛市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探索（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机关工作创新,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青岛市政府在推进“五项工程”改革的基础上,开展了创建“四型机关”的活动:即学习型机关、竞争型机关、创新型机关、服务型机关。它使政府机关进一步加强自我考核监督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看公共管理

作为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中的一员,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就建议讨论稿所作的说明时,联系到我国公共管理实践和学科研究,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公共管理正是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在这方面,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不足之处,都有公共管理状况的因素,今后在实施“十一五”的全过程中,仍然需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公共管理。为了避免泛泛而谈,根据温总理所归纳的“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和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大关系,从公共管理角度加以论述。坚持统领发展全局和要全面贯彻落实的是科学发展观。     

市场化对工会工作的冲击——对工会法修改的一点认识

一、前言 市场化是当代国际性潮流，这一潮流将人类 社会带人一个快速变化的新世纪，也给各国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中国，市场 化不仅是一种潮流，而且是一种现实，为了把握机 遇和迎接挑战，我国工会法作了适时修改。 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理论 为     

我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及立法思路探讨

民间组织的大规模兴起反映出我国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领域改革的功能性需求,但现行立法指导思想的偏差和法规体系的严重滞后,不仅制约了民间组织快速、健康发展,难以满足社会对公民结社自由权行使的迫切要求,也导致了民间组织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困境。解决这一困境,既要明确立法指导思想,解决好立法原则的适时性、稳定性和连续性问题,更要兼顾民间组织培育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尊重民间组织成长的自身规律。     

略论加强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以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为例

高校学生社团组织具有自发性、实践性、服务性、创造性、社会性的特点,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具有独特的作用。针对我国高校学生社团组织目前存在诸如缺乏科学规划和必要引导、社团建设理论水平低、重复建设问题突出、社会化程度低、缺乏品牌效应等问题,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管理机制,健全制度建设,给予必要引导;加强社团骨干建设,发挥领导带头作用;提高社会化水平,多方筹措所需资金;开展特色活动,树立品牌意识。     

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反思及逻辑建构

自公司诞生以来,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就受到各国商业实践和立法的特别重视。各国商事立法均对公司类型加以规定,并分门别类地对公司设立、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等进行相应规范。虽然商事逻辑的共通性拉近了各国立法上的公司类型,但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及相应公司规制上的差异仍旧鲜明。这也反映在我国学界对公司法定类型的争议上。我国公司法定类型改革应坚持本土商业实践逻辑,并确保改革成本最小化。由此,保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按公司规模大小进一步区分出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就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增设大型公司,明确大型公司认定标准,并在公司机关设置、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给予相对严格的例外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增设小型公司,对其赋予更加灵活、便捷的自治,并将上市公司扩增为公众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