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作为一个行政法概念——一种组织法的新视角

在现代国家与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城市法律理论,但在现有研究中,城市并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尤其是行政法概念而存在。由于缺乏主体地位以及内部行政组织的单一化,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实际上处于隐匿状态,对此,需要从组织法视角切入,在行政组织多样化和行政权力自治化两个方面加以重构,以构造一个主体化的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借助对城市权力问题和公共自由的思考,行政组织及其相关法律理论也需要进行更新和再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游击队扎根基层社会的路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深入基层社会,并以游击战发展壮大。问题是,当时各种势力蜂拥而起,为什么最后只有中共立下足、扎下根?应该说,良好的纪律是重要原因,它培养起民众对革命的最初情感。但只有纪律是不够的,如何把情感转变为政治意识,是中共的持续努力。总体观之,中共游击队进入基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情感到组织的演变过程,最终赢得民众拥护。     

数字治理下的“风险压力-组织协同”逻辑与领导注意力分配——以A市“市长信箱”为例

大量的信件诉求进入“市长信箱”,为什么有的得到领导批示,有的则没有?基于A市“市长信箱”探究领导注意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级政府强调的“一票否决”事项是地方领导在回应性政府活动中注意力的指挥棒,组织协同目标也通过领导注意力的选择性分配得到实现,领导注意力在科层运行中呈现出“风险压力-组织协同”逻辑,即符合“一票否决”事项的信件、需跨部门协作解决的信件诉求更可能获得情感强度越高的领导批示,且“一票否决”的风险逻辑优先于组织协同的“协同”逻辑。论文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探究互联网政治体系中的政府行为,还揭示了数字治理具有政治性与技术性二重属性的事实。     

行政组织法视角下环境标准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环境标准制度的症结是自我规制理念的缺失。德国法带来的启示是强化由半官方的中间组织主导环境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因而,在行政组织法和程序法上,应实现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家组承担起草审查工作、以公众理性制衡专家理性、保障决策者的中立性、促成公众积极参与并确立政府对程序的监督。如此改革后,环境标准虽不是国家法规范,但仍可对环境执法和司法审判发挥一定指引作用。     

“时代力量”的政党制度化及其困境

台湾地区“时代力量”党是第三势力政党研究的典型。目前,对于“时代力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并不能完整的展现“时代力量”的组织变迁。本文试图从中观层面,勾勒其制度化图谱。“时代力量”的制度化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受目标替代的影响,其自主性进一步削弱,而体系化程度受制于“属地化”的寡头式分权,难有起色。“时代力量”脆弱的组织很难承受政治参与扩大的冲击。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开始需要更加有效和更加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了适应这一发展需要,我国的政府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过去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更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而本文的研究就是针对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对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的内涵进行了梳理之后,从短期合作和长期互动两个角度对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我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简论

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是全球知识产权统一保护的基础,十多年过去了,一个新的趋势是知识产权保护双边协议改变了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已经超出了TRIPS标准,这就是所谓的“TRIPS—plus．”条款。熟悉这些条款很重要,因为它们对各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知识产权这个行业。     

对强迫劳动罪之“强迫劳动”的规范诠释

规范意指被某种规范发出者用于调整社会的手段.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第244条进行了修改,确立了强迫劳动罪,“强迫劳动”自然成为本条规范的事实构成.规范接收者(主要指司法人员)要想正确地适用本罪,就应当以规范发出者的目的为基点,结合国际社会对“强迫劳动”的规制,对我国刑法的规定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有效打击有悖人权的强迫劳动行为.规范接收者还要关注新的实践,为完善强迫劳动罪的刑事立法提出可行性建议.     

竞争法国际协调的法经济学分析

竞争法国际协调从性质上属于国际立法,国家是竞争法国际协调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的经济人特性以及缺乏一个超国家的立法机构的背景使得竞争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在立法目的、立法动力、立法路径与具体内容设置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竞争法的传统理论并不能当然套用到对竞争法国际协调行为的分析中去。从法经济学角度可以对竞争法国际协调的基本特征作重新解读。     

Latin American ‘free-trade unionism’ and the cold War: an analysis based on educational policies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workers and their leaders was viewed as a strategic concern in the cold war period’s bipolar worl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his issue was dealt with by Latin American reformist trade unions grouped together in the Inter-American Regional Organization of Workers (ORIT, for its Spanish acronym), analyzing 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promoted by its Inter-American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IIES),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its educational program for trade union instructors. We argue that the nature of the education provided changed, shifting from a rationale based on explicit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to a more focalized technical type of training. We claim that this shift started in the early 1960s, whe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was launc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