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理性思考

在借鉴判例制度问题上 ,国内法学界持不同的观点。实际上 ,从刑事判例与罪刑法定和司法解释的关系看 ,引进刑事判例制度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罪刑法定原则所带来的不足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现状 ,可以建立刑事判例—刑事司法解释—刑法这样一个刑法规范的衍生机制。     

刑法之灵活性及其意义

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从实质正义的要求出发,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样也是实现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则。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都是存在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克服法律在寻求自身确定性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法律适用的结果更加符合正义要求。但是,基于对人权保障功能的重视,刑法的制度设计在总体上是以确定性来限制灵活性的,确定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价值,但它一定是优先性的价值,因此,灵活性最终不能拆毁确定性。     

中国网络电话第一案的法律价值

中国网络电话第一案有多重法律价值：非法不等于违法，违法不等于犯罪，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公安机关不依法进行的刑事诉讼行为就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就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法律更应当明确规定发回重审的适用情形，而不应当由二审法院自由裁量，刑事诉讼法对诉讼结构的设计应当重新审视。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

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社会管理秩序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触角已经越伸越长。从交通肇事到生产经营非食品原料、"碰瓷"、偷窨井盖,危险方法行为犯罪行为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产生这一结果固然有罪名本身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刑事政策的不合理解读,二是对于社会效果内容的片面阐释,三是无视罪名的确定性内容。其实质是忽视了政策与规范之间的关系,过分关注结果的危害性而淡化了行为规范内容和主观心态。只有在司法中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不致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拓展高校思想教育新视角

进入新世纪,高校思想教育工作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繁重的任务.做好新形势下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要不断增加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知识含量;要不断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含量;要正确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超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