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赶超战略的代价分析

赶超战略是发展中国家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依靠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实施赶超战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赶超战略的代价给予积极的补偿,另一方面必须扬弃赶超战略的代价并代之以现代化的追赶战略。     

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人文GDP指标体系初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因此,我们既要注重地方政府经济GDP和绿色GDP的增长,又要注重实现地方政府四个GDP(经济GDP、绿色GDP、人文GDP和人力GDP)的全面发展,同时,尤其要将人文GDP纳入考评轨道并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     

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本文所建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学模型,以及以其定量地计算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阻碍作用转变成为促进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然而,人口红利的一次性、人口迁移与人口红利的区域间转移、人口红利为谁所得和人口负债由谁承担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创新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经济日趋市场化和国际化,我国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队伍不断扩大,但我国传统的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结合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必备素质,研究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使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更适合经济的发展。     

探索建立符合现代警务机制要求的"垂直式"、"集约化"GPS武装巡逻车运作模式

GPS武装巡逻车在实战中具有定位准、反应快、联动便捷、适应性强等优势,自上海公安机关引进运用以来,其威力日益显现.为最大限度地发挥GPS武装巡逻车的优势,长宁公安分局自建立之初即积极摸索,并初步实现了指挥"垂直化"、管理"集约化"的工作模式,已在实战中体现出现率高、管事率高、抓捕率高的"三高"优势,较好地弥补了传统巡逻警务模式的缺陷和不足.     

对法定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法定犯是相对自然犯而言,为传统分类标准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定犯的数量已远远超过自然犯。因此,有必要对法定犯的概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我国法定犯的立法模式、范围限定、处罚原则等问题。     

我国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斗争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罪名。然而从设立至今,它也是备受诘难、争议最多的一个罪名;与世界其它国家类似规定相比,可以看出其主要问题就是法定刑设置过轻。因此,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必须置身于全球视野之下,结合特定国情,才能探索出真正发挥其功能的立法模式建构。     

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中俄关系

本文探讨了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的历史、合作规模、合作模式以及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影响.考察了20世纪初旅俄华侨组织的维权活动,20-40年代哈尔滨、上海等地俄侨的文化教育活动,民国时期诸种苏联研究会的研究宣传活动,新中国时期中苏友协对苏联全方位的宣传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中、俄民间组织在两国经贸、文化、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的活动.认为,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大体上有"民间组织合作"和"民间组织+官方"两种基本的合作模式.就合作规模而言,世纪初可谓涓涓细流,50年代掀起大潮,60年代跌入低谷,90年代以后呈现多领域、多层次稳定合作的发展态势.20世纪中俄民间合作内容异彩纷呈,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补充--在政治领域,发动群众实施国家大政方针,延长了国家的手臂;在经贸领域,依靠民间力量排除一些国家暂无力顾及的障碍因素,成为国家的帮手;在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利用民间组织决策及活动灵活的优点,成为两国交往穿针引线的巧手.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民间组织合作潜力巨大,可以大有作为.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目标与实践探索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破解“谁来种地,谁会种地”这一突出社会问题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还处于探索时期,缺乏成熟的经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导向和发展目标具有较大的偏差。数据显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存在以下问题:选择培育对象缺乏针对性;培育方式不合理;管理部门较多,资源分散;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在农民层面,主要存在思想认识不清,参与动力不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知识水平与接受能力有限等问题。研究表明,精准定位培育对象并实行差异化分类培训;及时获取培育反馈,建立科学规范的培育机制;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综合管理部门;改进考核评价体系,提高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建立农业准入机制,明确农民职业身份概念;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开发“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等改进策略对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效果具有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