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阈下参政党的政党行为及其功能

将"协商民主"融入到政党制度之中,可以说是中国政党民主的一个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本文力图在协商民主的视域下,以政党、国家与社会三维关系的理论范式,通过把握参政党与执政党、参政党与政府、参政党与社会的多维关系,进一步探索参政党的政党行为及其功能。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解释适用——以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适用为视角

为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对遭受此类诉讼侵害的案外第三人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该制度是立法者在追求司法的权威性、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与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理念上博弈的成果。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渊源、内涵来看,对该制度在适用中应该予以限制,并且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解释适用方面出发,应当建立并完善该制度实施的程序设计及相关的配套措施,为实践提供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重大贡献

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根本路线,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做好当前和今后各项工作、确保党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理想信念建设的几个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员的政治灵魂.党员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的坚定的理想信念表现出新的特点,但也有少数人在理想信念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和发展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正确党史观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百年奋斗进程中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三个历史决议确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     

党内选举：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党内选举是党内民主实施程度的标志,它保证党的各级组织内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形成党内有效监督以规范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保证党员民主参与党内事务的管理。针对党内选举中存在的问题 ,应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的各项制度来保证党内选举的真正实现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社会控制方式

本文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对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如何处理与其它政党、社群组织和普通选民的关系和社会控制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制度设计上,它是一个存在一定程度多元制衡的一党独大的以行政为主导的软权威主义的政体。在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方面,执政党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对其严格限制和控制,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把其摒弃在国家权力之外,另一方面则保证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发言权,以对执政党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反映不同的利益和政见。在处理与社群组织和选民的关系方面,其基本原则是通过推行国家合作主义的政策把人民群众纳入执政党所设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实行一种具有多元利益表达和一定民主性的、提倡体制内合作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人民行动党在联系群众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尤其是这种机制不是一味迎合人民群众的眼前需要,而是着眼于其长远利益。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social bases of America's political parties: 1952–2008

In this article I address two interrelated questions: have the group base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changed over time and what factors have lead to the observed changes? I determine social group membership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dividual partisanship with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using 56 years of ANES data. I then measure how many votes each politically relevant social group contributed to the party coalitions in ea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from 1952 to 2008. I discuss how group contributions have changed over time and establish the demographic and behavioral causes of group contribution change. I find that the party coalitions have been restructured as a result of groups' changing voting behavior and the changing ratio of groups in the electorate.     

网络时代背景下加强企业党建的思考

企业党建是党对经济建设领导的重要保障,网络时代的发展给企业党建工作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网络时代给企业党建带来的新挑战表现在：网络使企业党员思想受到冲击,给企业党建工作方式、企业党建工作理念带来考验和新要求;同时,网络时代也给企业党建创造了新机遇：网络丰富了企业党建工作的资源和内容,创建了企业党建工作交流的新平台,开辟了企业党建工作教育的新阵地。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就要积极推进企业基层党建工作队伍建设,拓展企业党建工作的新渠道,完善企业党建工作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