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在主题教育中重温“实事求是”的精髓和要义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根本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中,“实事求是”是一种态度精神、一种认识规律、一种实践路线。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是因为“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主题教育活动中重温“实事求是”,必须不断凝聚坚持实事求是的不竭动力,准确把握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要求,努力涵养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品格。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邓小平对提高党员质量的探索——以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为文本依据

党员质量问题,是关乎党执政地位巩固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问题,是党应对复杂局面和抵御各种风险能力的基础。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党员质量问题从提高党员质量必要性、党员质量的标准、党员质量提高的办法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思考。《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凝结了建国以来邓小平提高党员质量的主要思想。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基于概念史研究的论析

推进国家现代化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为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明晰:现代化之于中国的首要意义在于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赢得国家独立,迎接现代化成为先进政党改变落后国家状态的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将现代化定义为工业化,将其作为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并在探索中逐步明确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基本内涵,开启了追赶世界现代化的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愈加自信,“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可以引领世界现代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智慧。     

越南李朝兵制与唐宋兵制关系探析

兵制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典章制度,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繁荣的有效手段。李朝作为11至13世纪中南半岛上的强国之一,十分重视兵制的建设。由于中越复杂的历史联系,李朝立国后在兵制的设置上借鉴了唐宋兵制,尤其是重点效仿唐宋兵制的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军事制度。不过,李朝兵制并没有完全照搬唐宋兵制,它既吸收了唐宋兵制的精华,又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符合李朝自身国情的兵制,并增设了新的兵种"象兵"。李朝兵制无论是在平定内乱抑或开疆扩土中,都契合了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反过来,李朝兵制也对宋朝的兵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朝也参考了李朝兵制对其兵制进行改革。宋朝兵制在改革中充分借鉴了李朝的军事编制,尤其是"军"这种新的军队编制的创设,成为宋朝改革军队编制的开端。从李朝兵制大力效仿唐宋兵制,再到宋朝亦在兵制建设上借鉴李朝兵制的优点,这种相互学习与借鉴,增进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中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Friend or Foe?’: Brexit and French Bashing in the Conservative Parliamentary Party (2016–2022)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xtent of anti-French rhetoric in Conservative parliamentary discourse since 2016. It argues that up to the end of Liz Truss's extremely brief period of power, a fair number of Conservative MPs embarked on an escalation of tabloid-like anti-French bashing after the election of Boris Johnson, in an attempt to mimic the dramaturgy staged by their leader, while those who tried to provide a more positive discourse were left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Moreover, positive attempts to renew the relationship essentially came from MPs who had specific interests to defend, either in terms of representation of French residents in their constituencies or out of loyalty to family connections. Post-Johnson, a more realistic and sensible discourse is anticipated, but damaging traces of this populist drift are likely to continue.     

上海租界外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职员郭泰纳夫的两部代表作,利用中华民族对立面的观察角度,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演变作了初步的追溯,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租界制度的扩展,首先在中国官员、绅商中萌发出了公开的不满情绪,并不可阻遏的日益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向巴黎和会提出的《希望条件说帖》,第一次锋芒直指外人在华特权,得到了普遍的拥护;此后,国共两党均成为民族主义的热情鼓动者,并迅速获得了最广泛的民意支持;1925年的五卅运动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自信。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纲领,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心声。     

浅论清末民初章士钊的政党思想

章士钊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注意观察和研究近代民主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他强调党纲的重要性,推崇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并由此提出了毁党造党说,即政党和国内政治资源的重新优化组合,一方面,所谓党者尽毁之,既毁其名又毁其实,另一方面,造有党纲之党,在国内形成两大政党对抗的局面。毁党造党说轰动一时,但因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遭到失败。